作者：王省民
“临川四梦”代表了汤显祖戏剧的艺术成就，它们共同构成其宏伟的梦剧结构形式，是我们研究汤显祖戏剧创作的主要对象，我们应该将“临川四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是，在“临川四梦”的传播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这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学术界有关《牡丹亭》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对于其他三梦的研究却显得十分粗浅，不但研究理论有待于更新，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也急需拓宽。①本文对“临川四梦”演出传播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临川四梦”演出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引起我们对这种司空见惯现象的重视与反思。
一、“临川四梦”改编、演出中的不均衡现象
在“临川四梦”的传播史上，有无数的文人为汤显祖戏剧的传播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有的在戏曲理论方面独树一帜，如王思任、沈际飞、李渔、吴梅等；有的在戏曲改编方面卓有建树，如冯梦龙、臧懋循等；还有大量的戏曲艺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演出实践，将“临川四梦”搬上戏曲舞台，赋予其艺术的生命力。根据《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所收集的资料，自从“临川四梦”问世以来，就不断在戏曲舞台上演出，许多文人留下了关于“临川四梦”演出传播的真实记录。
从《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改编、演出记录的资料看，《紫钗记》记录的资料有２４则，《邯郸记》记录的资料有３３则（有多少首诗就算多少则资料），《南柯记》记录的资料有１０则。将三项合起来统计，三梦改编、演出记录的资料总共有６７则，参与三梦改编、演出记录的作者共计３５人。再看《牡丹亭》的有关文献资料：记载《牡丹亭》的改编资料有２５则，记载《牡丹亭》演出的文献资料有１１０则。将以上两项合起来统计，《牡丹亭》改编和演出的资料有１３５则，参与《牡丹亭》改编、演出记录的作者共计５８人（重复作者只计算一人，佚名作者每出现一次计算一人）。将“临川四梦”改编、演出的文献资料和作者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三梦的文献资料有６７则，《牡丹亭》的文献资料有１３５则，《牡丹亭》的文献资料比三梦的文献资料总数还多６８则，整整多了一倍。参与三梦改编和演出记录的作者共计３５人，参与《牡丹亭》改编、演出记录的作者共计５８人，参与《牡丹亭》改编、演出记录的作者比三梦这一类作者的总数加起来还多２３人。由此可见，在“临川四梦”的改编和演出传播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虽然《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无法反映明清时期“临川四梦”演出传播的全貌，但大致反映了“临川四梦”演出传播中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牡丹亭》的演出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其他三梦则较少搬上戏曲舞台。
二、“临川四梦”折子戏流传的不均衡现象
古代戏曲选本，是指编者根据一定的意图（文学、表演、音乐），依据一定的编选原则、编选体例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戏曲作品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剧、单出或单曲汇聚而成的作品集。②从戏曲选本所选折子戏看，其中所选曲目大都是当时舞台上流行甚广的戏曲散出，这不仅是当时戏曲发展的缩影，而且还展示了那个时代市民娱乐的好尚。《善本戏曲丛刊》是明清戏曲选本之大汇编、大集成，《缀白裘》是清代舞台上专门记录演出剧目的选本，最能反映当时舞台演出的实际情况，这些选本基本上能反映明清戏曲选本的情况。选本是戏曲文本传播的重要形式，选本对于戏曲作品的保存，对于扩大作品在后世的影响，对于改编者的阅读，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些戏曲选本，是研究戏曲发展和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③
我们对《善本戏曲丛刊》和《缀白裘》中所收“临川四梦”唱段和折子戏进行统计，并作简单的分析。首先，我们看看被选的频率，我们不考虑所选是否为折子戏或唱段，也不考虑所选折子是否重复，对出现一次的折子（或唱段）就做一次计算。通过统计得知，《紫钗记》选有２次、《邯郸记》选有９次、《南柯记》选有５次，三梦所选次数加起来共１６次，而且三梦没有被重选的现象。《牡丹亭》在《善本戏曲丛刊》中选有３４次，在《缀白裘》中选有１２次，两项加起来总共选有４６次，《牡丹亭》一些折子戏被重选的次数较多，如［惊梦］出现过６次，［寻梦］出现过７次。其次，我们看看选本分布情况，选有《紫钗记》的选本有《珊珊集》、《词林逸响》；选有《邯郸记》的选本有《珊珊集》《月露音》《怡春锦》《醉怡情》《缀白裘》；选有《南柯记》的选本有《月露音》、《怡春锦》；三梦总共出现在六个选本中。出现《牡丹亭》折子戏的选本有《珊珊集》《月露音》《词梦逸响》《怡春锦》《万壑清音》《玄雪谱》《醉怡情》《审音鉴古录》和《缀白裘》等九个选本。最后，我们来看看所选唱段和折子戏的情况，三梦在６个选本中出现的唱段有６个，三梦前后共选有１０个折子戏；《牡丹亭》在９个选本中出现的唱段有９个，前后共选了１７个折子戏（重选的不计算）。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所选的唱段，还是所选的折子戏，无论是涉及的选本，还是被选的次数，《牡丹亭》出现的频率都比三梦的总和还要多，我们据此推断，“临川四梦”折子戏在明清舞台上的演出呈现出不均衡现象。
三、对演出传播中不均衡现象的思考
“临川四梦”在明清的演出传播中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它较客观地反映了明清观众对这四部剧作接受的情况。改编、演出记录的多少反映“临川四梦”在各个时期演出传播的广度和传播的频率；折子戏被选次数的多少反映选家和观众对“临川四梦”中剧目偏爱的倾向和接受的程度。那么，明清戏曲的改编与演出传播有何特点呢？为什么会导致“临川四梦”演出传播中出现这种不均衡的现象呢？
在明清时期，戏剧家创作出剧本之后，出版商刊刻剧本，刊刻的剧本传到改编者手中，戏剧的文本传播与演出传播之间就实现了沟通。改编者在对剧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原剧本进行改编，戏曲艺人根据改编本进行舞台演出，观众前来观看演出，接受了所演出的剧本信息。最后，改编者及时收集观众的反馈意见，进行分析研究，不断完善改编本，从而完成了戏曲演出的传播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演出传播的环节是从改编开始，改编——演出——观看——评价——再改编是戏剧演出传播的内循环系统。在这个内循环系统中，改编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演出传播的成败，改编为舞台演出提供了脚本，是演出传播的起点，是戏曲艺人进行舞台演出的基础。改编者在对剧本进行改编之前，需要对观众进行分析，了解观众的兴趣爱好，选择观众喜欢的剧本进行改编。在改编的过程中，改编者还要不断揣摩观众的观剧心理，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对原剧本进行大胆的修改，使舞台演出获得成功。你的剧本能不能被选上，与剧本是否合乎观众的审美趣味有关，与是否迎合观众的观剧心理有关。一个剧本在改编之后，职业戏班会连续演出，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搬演，改编者也会不断丰富和完善改编本。如果是受观众欢迎的改编本，会一年四季常演不衰，成为戏班演出的经典剧目、保留剧目。如果你的改编本与观众的审美情趣不相吻合，观众观看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去欣赏，戏班就不会再去搬演。当然，《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比较复杂，除了改编为戏曲演出外，还有改编为子弟书、弹词、俗曲、牌子曲和南词等形式来进行演出，而其他三梦则极少有这种改编现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临川四梦”演出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
在演出传播的内循环系统中，戏曲艺人不是机械地照搬戏曲故事，而具有较大的能动性。戏曲演出不但需要剧本具有戏剧性，也需要戏曲艺人的精彩表演，其表演艺术本身也会为舞台增光添彩。特别是到了近代，戏曲演出主要是展现戏曲艺人的绝活，戏剧表演家的唱腔、身段、手势、动作和表情等等都影响到戏曲演出的成败，戏曲表演的娱乐性增加了，文学性减弱了，剧本渐渐退居到第二位。在舞台的演出中，戏曲艺人的演出与观众形成双向互动，观众的意见及时反馈给表演者，表演者根据观众的意见及时修改演出内容、表演手法等，以迎合观众的欣赏需要。受到观众追捧的剧目，经过戏曲舞台的反复打磨成为经典剧目，其舞台演出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演出——观看——再演出——再观看。陆萼庭谈到昆剧的演出时指出：家乐大致演新戏最为积极，着重歌唱和形式上的新；民间戏班则比较多演保留剧目，讲究情节和表演艺术。新剧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形成保留节目，被民间班社拿来推行开去。但也有许多新戏淘汰了。新戏最初可以演给少数人看，但能否通过考验，却不是少数人所能顶事，故保留节目基本反映了当时广大观众的欣赏、批评水平。④
“临川四梦”以文学水平高、思想深刻见长，除了《牡丹亭》较具有戏剧成分外，其他三梦戏剧性都不强，剧本缺乏尖锐的戏剧冲突和正面的交锋，缺乏娱乐性和可观赏性，因而为职业班社的戏曲艺人所冷落，能搬演的也只是少数几出而已。根据《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擅长演《紫钗记》的艺人有徐才官、李文益、李兰官等２６人。擅长演《邯郸记》的艺人有薛玉福、汪颖士、朱文元等５人。擅长演《南柯记》的艺人有沈全珍、诸秋芬、韩世昌等１１人。擅长演《牡丹亭》的艺人有赵必达、二孺（蘅訒之江孺、荃子之昌孺）、王百寿、董抡标、金德辉等５４人。将“临川四梦”演出艺人作一比较，擅长三梦演出的艺人有３８人（有四人同时演《紫钗记》和《南柯记》），擅长演《牡丹亭》的艺人有５４人。擅长演《牡丹亭》的艺人比擅长三梦演出的艺人多１６人，“临川四梦”演出艺人分布的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剧目演出的不均衡。戏曲艺人是使戏剧真正走向民间、走向广大民众的传播者，同时又是戏剧的基本载体。戏曲艺人是否愿意对你的剧本进行加工，并通过舞台实践不断改造和丰富戏剧文本的语言和动作，是一个剧本能否长期流行的重要原因。
戏曲演出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哪些剧本能够经常演出？哪些剧本较少演出？哪些剧本退出戏曲舞台？剧本不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有诸多的社会原因。戏曲演出传播的内循环系统会受到外循环系统的影响，戏剧文本的印刷刊刻、戏剧文本的评点题跋、戏剧文学的兴盛、表演艺术的成熟，戏剧发展的潮流，乃至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的繁荣都可能影响到戏曲演出传播的内循环系统，推而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更是时时刻刻左右着戏曲演出传播的内循环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通过影响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进而影响到戏曲演出传播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社会文化的大系统对戏曲演出传播的内循环系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们时不时左右着戏曲的演出传播，决定着剧本是否被改编和搬演。
参考文献：
①毛小曼《２０世纪对＜南柯记＞＜邯郸记＞研究概述》，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８５—８７页
②朱崇志《论清代中期戏曲选本的转型》，东莞理工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５８—６１页
③孙霞《二十世纪戏曲选本研究概述》［Ｍ］中国戏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２８—３１页
④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Ｍ］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４３页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