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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与宿松县的渊源

2009-02-27 16:02:45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

   

    近年来,关于“黄梅戏的发源地到底在哪”之争论,愈演愈烈,莫衷一是。媒体上,比较广泛的说法有“安庆说”,“黄梅说”,“宿松说”,“怀宁说”,“桐城说”等等。这里,笔者将以翔实的一手资料,不仅史无前例地具体讲到宿松是黄梅戏的重要发源地,而且还将围绕着黄梅戏与宿松的话题,拓展着介绍到它们之间更多的相关情况。

    黄梅戏,在其嬗变发展的历史上,宿松——

    第一个于清朝中叶(1662—1821年)开始固定于每年的三月初三在松梅岭街上专演黄梅调采茶戏;

    第一个于清朝道光年间(1840年前后)把黄梅调剧目写入廖河戏台楹联;

    第一个于1853年将其由草野请进官方的县城公演(比黄梅县城公演整整早81年);

    第一个于1887年起组织专班演黄梅调歌剧不间断卖唱献艺60余年;

    第一个于1921年的《宿松县志》上正式地把流行于民间千余年的黄梅采茶小戏定名为黄梅戏;

    第一个于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出全国首个黄梅戏剧目《打猪草》;

    第一个于1952年成立全国县级黄梅戏剧团;

    第一个于1957年将黄梅戏的孪生剧种——文南词艺术带进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献演;

    第一个于1970年冲破文化革命的坚冰,招收新学员学演黄梅戏;

    第一个于1994年开先河地整合成立黄梅戏剧院;

    第一个最多场次地参加了各类黄梅戏艺术节;

    第一个高规格、多层次地获得众多的奖项;

    ……

    孕育诞生

    黄梅戏,渊源于唐初即已盛行的黄梅采茶歌。她是安徽宿松和湖北黄梅一带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于每年清明、谷雨前后这一黄梅季节采摘茶叶时随意任兴吟唱的一种纯民间曲调艺术形式。经过宋、元两代的演变发展,至明代已经形成独树一帜的地方戏曲。在这6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她由开始的单个人唱的“独角戏”,发展到小生、小旦二人唱的“两小戏”,进而扩展到可以众人共唱的“多角戏”。200多年跨一级台阶,600多年进行了一次三级跳。多么艰难的蹒跚迈步!

    清代中叶(1662-1821),每年农历三月三,与黄梅毗邻的宿松佐坝地区松梅岭街上,人们都会搭台演唱黄梅采茶戏,观众数百人。一次,戏唱得正带劲,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当时,无论演者还是观众,都是意兴正酣,无一人离去。这时,一秀才自鸣得意地口占一联:“日照青松嫩,雨落黄梅佬。”联语传念到台上艺人们耳中,一位艺人即兴地边说白,边演唱出“日照青松嫩苗秀,雨落黄梅老调新。”艺人的灵气和才气赢得全场欢呼,众人叫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宿松县志·风俗志》载:“十月立冬后……农功寝息,报赛渐兴,吹笙击鼓,近或杂以新声,溺情惑志,号曰采茶”。可见清代康熙及其以前一段时期,采茶戏就已在宿松城乡广为流行了。《宿松县志》又载:“邑境西北各山多产茶,其叶初生时,招集男妇多人,入山采摘。”这些茶山多同黄梅交界,两县采茶男女于采茶间隙,此唱彼应,形成了基本的固定腔调。由此,我们理应知道这种原始的采茶调显然是宿松、黄梅两县的采茶男女共同创作而成的。

    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左右),宿松解元赵世暹,在《东寅堂诗草》中写的《田家词》曰:“生怕分秧节候差,手叉泥脚水翻花。弯躬不暇伸腰起,却斗高声和采茶”。邑中东乡胡性存先生《养性轩吟草》中亦有“布谷声中夏正长,田歌竟唱采茶腔”的诗句。从这些诗文中,我们不难窥见,当时农人们在分秧插田的繁重劳动中,往往以唱黄梅采茶歌来排解疲乏和劳累。

    县文化局退休干部、年近八旬的孟晋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从趾凤乡贺氏先祖的《同思堂杂录》中了解到,该书记述了清朝道光年间(1840年前后)当地绅士贺作衡老先生为廖河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3年)的古戏台演黄梅调歌剧撰写过的这样一副楹联:“频邀姐妹三三,敢从圣学堂中,送一盏香茶,又何必东阁翻情,西楼吃醋;为访友朋个个,游到春林深处,撇几枝新笋,也免得竹山打瓦,野店逃荒”(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杨宣祥编著的《中国戏曲楹联精选》亦收录了该联语,笔者注)。联语不仅点出了《送香茶》、《西楼会》、《撇竹笋》、《过界岭》、《吴三宝游春》、《余老四翻情》、《余老四打瓦》、《蔡鸣凤辞店》等几个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黄梅调剧目,而且表明了作者对新生事物的喜爱,对黄梅调剧目的赞赏和对青年男女追求文化生活与自由恋爱的默许。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将领石达开攻占宿松县城后,全城演戏三日三夜,以欢庆胜利、迎接洪秀全入城。我们从民国10年(1921年)版的《宿松县志》附录中张际和的《仙田纪事》“清军多隆阿、鲍超在城内为剧楼,演花鼓戏(实为黄梅腔),邀各营队长洎众文吏聚观”的记载中可知,黄梅腔当时不仅在邑中十分兴盛,而且官方已经接受并乐于欣赏了。宿松黄梅戏进城公演比1999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黄梅县志》(下)记载的“黄梅戏1934年才进黄梅县城公演”整整早81年!自此之后,宿松城乡,处处演唱黄梅戏;大人小孩,人人可哼黄梅调。《打猪草》的剧情故事,就来源于邻近黄梅的长溪山(今柳坪)地区。当时陶姓闺女在打猪草时,进入金氏竹林中无意间踩踏了竹笋,事被护林的金伢察觉后,欲扭陶女赴金家大族赔礼——宴请金氏族人且放炮封山。陶女哀求金伢不要小题大作,并希望他开恩放过自己。在踩踏、护笋的过程中,金伢不经意间踩坏了陶女的菜篮,辩说论理的交往间,金伢为陶女的羞涩、温顺、勤劳而倾心,陶女亦为金伢的宽容、大度、识理而折服。继而,双方产生了爱慕之情并终于自由结合成伴侣。陶女、金伢在山上发生的事,被砍柴的蕲春人看到了而由他传开来,好事者便添油加醋,而衍生出了叙事小戏——《打猪草》。

    邑境东乡马塘艺人方玉珍,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即组织黄梅调专班同黄梅、广济、九江、彭泽、湖口、星子、瑞昌、怀宁、安庆等地艺人共同演戏,后由其徒弟王梓林传承,历经60余年不间断。当时主要演唱《宋江杀惜》、《瞧相》、《朱老三卖斗角箩》、《皮瞎子算命》、《打豆腐》、《小放牛》、《闹花灯》、《韩湘子化斋》、《山伯访友》、《乌金记》等剧目,每年都会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卖唱献艺。对此,民国10年(1921年)版的《宿松县志》亦作了这样的记载:“邑人以戏剧营生者,虽不甚多,而号为专精,能献技于沪、汉各埠之歌舞场者亦有之”。

    由于这一艺术形式在境域内历清朝近300百年的传唱演练,至民国时期,其表演形式趋于成熟,艺术水平极大提高,戏曲内容丰富多彩。所以,民国10年(1921年)版的《宿松县志》载:“邑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事隔31年之后的1952年11月15日,上海《大公报》才撰文公开提出“黄梅戏”这个名称。2005年6月黄山书社出版的《怀宁县志》介绍该县黄梅戏时,则是“1953年始正式定名为黄梅戏”的。黄梅戏的定名,在其发展史上,具有丰碑性的意义。这表现在,她将过去由黄梅时节采茶时的个人或几个人的小团体吟唱,无限时、无限事地扩展到不是黄梅时节无需采茶的劳动时也可以个人自由或集体组团结班唱演;由单纯的口唱到辅以肢体动作的舞蹈;由个人的无主题吟唱劳动、生活到有目的地创作出向往美好、鞭笞丑恶、歌颂幸福的带有鲜明主题的戏曲歌剧!众所周知,理论是实践的升华。宿松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千百年来的广泛而普遍的黄梅采茶歌这一艺术形式的持久活动,《宿松县志》是不可能无中生有地记述邑内人民演唱这一歌调的相关情况,更不可能升华出“黄梅戏”的命名!物以定名,名正言顺之后,黄梅戏才得以能够长足地发展。

    发展成长

    2006年4月26日上午,我在全国著名人才学专家、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统战部部长、离休老干部、时年87岁的叶尚志老先生家,听他讲宿松20世纪早期办新学的情况时获知,叶老“自己十三、四岁时就学国学。宿松最早的小学——南二区(今坝头)小学是父亲1915年办的。父亲1921年去世后,表哥宗玉恒从方志敏学校带20多个同学回到家乡,深入农村,组织妇女会、农民协会、儿童团,演文明戏,唱黄梅戏,宣讲‘五四’新文化和革命道理,教人读书识字。我的小姐姐叶颖梅领头跳《麻雀与小孩》。当时,为了配合革命工作,不少戏都是现编现演,到街上宣传,往往一呼百应。”叶老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他哥哥在天主堂演讲后,叶光欧带着百号人唱着“打倒列强,处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歌曲,把坝头到县城近70余里的庙宇一扫光。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松涛》记载,1926年9月,刚考入武汉政法专科学校的宿松佐坝松梅岭人徐文藻,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在黄梅独山党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创始时期,宿松与黄梅为同一个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期间,就以唱黄梅戏的形式,揭露地主恶霸的狠毒,抨击黑暗社会的罪恶,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一时间,全县城乡不少进步青年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或秘密加入共产党,或悄悄参加游击队。打土豪,惩贪吏,救贫苦,涌现出一大批像杨学源、朱育琪、汤作英等为革命捐躯的仁人志士。

    1993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的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介绍,1938年,以王梓林为班主的职业黄梅戏班社——抗建班社在县城正式组建。专职演员10余人,演出剧目有《双赶子》、《卖花记》、《三鼎甲》、《罗帕记》、《送香茶》等数十个,宣传抗日救亡。穿过时空隧道,透过岁月风云,今天我们尚能从当时邑人胡性存先生的《许镇观剧》诗“不堪世乱竞繁华,一曲霓裳万姓嗟。口调人翻新乐府,腰纤女唱送香茶”的描写中隐约看到昔日演戏的一些状况。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党的文艺工作者们更指导邑中艺人编演过《哑女告状》、《孟姜女》、《井尸怪案》、《闹花灯》、《董永卖身》、《讨学钱》等众多黄梅戏剧目。这些戏的编演,更激起了人们对黑暗社会的仇恨,唤醒了人们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憧憬,激发了人们坚定革命信念的壮志豪情。

    1940—1943年,县商会曾在城内组织过多次大型抗日戏剧的专题汇演。邻县黄梅竹篱班社先后三次应邀演出了《计歼敌酋》。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为推动黄梅戏的大众化、社会化、官方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知道,历代封建专制的统治阶段,从来都对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新生进步事物横加阻止。对这些男欢女唱,你推我搡的民间戏剧,他们更加认为是诲淫诲盗,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而在专制黑暗的社会里,宿松县城竟然能够多次组织公演黄梅戏,我们不能不钦佩黄梅戏这一植根于大众之中的民间艺术旺盛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其深入人心的感召影响力!

    1946年正月开始,彭泽、湖口、广济、黄梅、蕲春、太湖、潜山、岳西、桐城、怀宁、安庆等周边地区二十多个戏班聚集邱山马皇屋连续演戏46天,对当时黄梅戏流行于民间的“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传统剧目,作了一次大展演。像《于老四过界岭》、《打猪草》等不少剧目就是以当地人、事为素材创作而成的,由此更惹得四乡近邻看戏热情高,品戏兴趣足,学戏劲头大!这次空前绝后的汇演活动,时间长,戏班多,影响深!出生于此地的今己年近七旬的吴汉亮老人对当年花灯、龙灯、排灯等演戏的情况及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整个山乡唱戏、说戏、谈戏、评戏,几乎连草木、泥土、空气都戏化了的空前盛况仍记忆犹新。[NextPage]

    1949年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率部抵达宿松。县内艺人,多次亲临詹峦、套口、王营等沿江阵地给子弟兵送演《送夫当红军》、《新三字经》、《难民自叹》、《十二月》等黄梅戏。辛酸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动人的表演,勾起了人们对自己苦难身世的记忆,唤醒了大家对黑暗世道的仇恨,激发了将士们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信心!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全线横渡长江时,宿松湖区2001名船工,带着1077条船只,跟随着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指挥的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将士们于凌晨1时40分从小孤山附近的杨家墩起渡,刹时间,长江水面上呈现出夫妻同登船、父子共掌舵、母女齐扛枪的感人场面。伴着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迎着风起云涌的斗争生活,黄梅戏在内容上越来越充实丰满,在艺术上则越来越发展成长了。

    蔚为大观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更是沐浴着党的雨露春风,蓬勃发展。她不仅堂堂正正跻身于全国五大剧种之列,而且唱响神州,走向世界。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宿松县志》记载,1949年县内即成立了廖河、松峦等剧团。1950年城关镇组织业余剧团,接着,全县相继成立了二郎新声剧团、许岭曙光剧团、凉亭中心剧团,至1953年全县乡村有民间剧团163个,演职员4000余人。2007年8月21日,县政协主席朱治平向我介绍过自己儿时家乡石嘴头屋场请邻村韭山人教演黄梅戏的事。通过看戏,他对《乌金记》的剧情了然于心。强盗们“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蛮横无理丑态,仍不时浮现眼前。已半个多世纪了,他还记得今天仍健在的洪柏尧当年在剧中演戏时男扮女装的娇媚情状。

    50年代初,二郎文化站根据民间流传下来的当年柳坪地区陶女、金伢的故事,在原有的叙事小戏的基础上,创编出全国第一个黄梅戏剧目《打猪草》。据县图书馆陈洁先生介绍,戏剧中女主人公本姓蒋,当年事情被传开之后,即迁居二郎河了。今天的二郎河仍留有其墓地。1952年9月,县在艺人训练班——抗建班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业的黄梅戏剧团,王梓林任团长,有职业演员22名。10月1日,在县总工会演出了黄梅戏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县成立黄梅戏剧团,据《黄梅县志》载,则是“1955年冬季,剧团定名为‘黄梅县黄梅戏剧团’。”)。从此,生存于民间1300多年的这一艺术形式有了财政供养,步入官家的舞台。

    1956年4月,县黄梅戏剧团赴武汉演出期间,演员们曾与苏联老大哥乌克兰歌舞团的演员同台联欢。1957年3月10日,县黄梅戏剧团编演的黄梅戏孪生剧种——亦诞生于宿松的文南词小戏《抛球》被荣幸地请进了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献演。3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接见了参演人员。今天还健在着的当年演员王宝贵对那一幕还历历在目,好似就在昨天。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在整个50年代,宿松黄梅戏剧团主演周桂兰,早于严风英蜚声武汉、九江等地,并多次荣获省、地奖励。

    1960年开始,曾任华东大学文工团指挥及业务指导、建国后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任文艺编辑的陶演先生进入宿松剧团任作曲和创作员。在随后20多年的工作中,主持过《窦娥冤》的音乐设计,编写过黄梅戏专集《悄悄话》一书,主编过我省第一份音乐期刊《安徽广播歌曲选》,创作的黄梅戏歌曲《还驴》、《蓝蓝的新安江》、《茶歌》、《新中国》等被灌制成唱片、盒带、光盘,在全国发行。他还专为吴琼主演的电视剧《好逑传》作过曲。

    1962年,安庆地区剧团的宿松籍演员胡翠云,随黄梅戏《御河桥》剧组赴京汇报演出时,经国务院特批,进入政协礼堂为国家党政军部分领导人作专场演出,全体演艺人员便宴于国务院食堂,游览了中南海,参观了怀仁堂。她后来在参加全国五届妇代会期间,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1963年,二郎河青年女演员董文霞参与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黄梅戏彩色电影片《槐荫记》的排演拍摄,她在该剧中饰演七仙女。影片公影后,在海内外激起热烈反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黄梅戏在“革命样板戏”的冲击下也没能幸免于难。但1970年,县黄梅戏剧团在负责人陈秉龙的努力操持下,争得当时县革委会的同意,新招学员36名。这些新招来的学员,坚持学演黄梅戏。此举,解决了当时黄梅戏演员的青黄不接问题,让黄梅戏工作起死回生!这足见宿松人民与黄梅戏的深深情缘。

  (编辑:许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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