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春梅

    高晓攀自幼随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宝华学艺，后拜相声演员冯春岭为师，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相声大专班。2008年5月开始组织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在广茗阁茶楼演出。

　　“曾经追求的那种生活也许来临了，可是一切又是那么地失控。我似乎变成了一个商品，似乎决定着的不是我的命运。我不知道我能否站在舞台上依然口无遮拦地说，依然能够像个孩子似的在舞台上肆意撒欢，那个舞台有点离我远去，那是我的舞台吗？我的生活变了，我想要的生活来了，我真想要的生活又离开了我。”这段话摘自高晓攀的博客。

　　高晓攀是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掌柜的，而这“嘻哈包袱铺”里有时下北京最火爆的一群年轻人。短短数月，他们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今天的炙手可热，高晓攀更是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他们到底有多火？他们的心情如何？24岁的高晓攀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将这一切细细道来。

　　“不上舞台有些失落”

　　记者：我看你最近的心情似乎有些迷茫，曾经期望的东西让你觉得失控了。

　　高晓攀：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失落感。昨天，有7家媒体采访我，我早早地一个人先到了剧场，看着舞台想到每天面对这些媒体接受采访，然后晚上不能演出还有一大堆别的事情要去干，就觉得好失落。其实，我只想踏踏实实地说段相声，我现在的状态真的很无奈，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商品。

　　记者：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商品呢？今天的这一切不也是你想要的吗？

　　高晓攀：我说自己是商品，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我必须得冲在前面，去做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事，谈一些和相声无关的东西。有合同要我去签，还要考虑自己的创作，5月份我还要出书，还要考虑写书的事情，还要盯着我们的新相声剧《山了寨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现在不去接触电影、电视什么的，难道这个团队将来一辈子都在剧场里说相声吗？怎么能发展呢？那么必然要去了解其他那些行业，但是我又真的很想站在舞台上说相声。

　  与团队分享成功

　　记者：你要演电视剧了吗？还要出书？

　　高晓攀：嗯，是一个叫《娘家》的戏，他们的投资人听了我的相声，就邀请我去试试，没想到很快就通过了，让我饰演男二号，我稀里糊涂地就签了合同。50集的戏，要拍几个月，还好是在北京，要不我就不拍了。5月份我们出第一本书《相声乌托邦》，是关于嘻哈包袱铺的，第一版印15000册。9月还会出一本我自己的书，书名可能会叫《匆匆少年时》，是我的随笔。未来一年计划排两三部相声剧，同时有一两部自己制作的电影，现在有很多投资商要给我们投钱。

　　记者：感觉现在很多媒体的采访，都更关注你，你更像是一个明星，团队里的其他成员会有意见吗？

　　高晓攀：不会，相反有很多人说，幸亏嘻哈包袱铺有我这样一个领头羊。我一直都很努力，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包括演出、运营运作，剧本还要我来写。但每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我会把嘻哈包袱铺放在前，演员们都知道我是在努力地推出这个团队，而不是自己。

　　记者：那你怎么让整个团队的成员都享受到嘻哈包袱铺火了之后的成果呢？

　　高晓攀：大家都说嘻哈包袱铺火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火。我们现在是有名无价，一个月还是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只是商业演出机会多了。我们的相声剧用的也都是嘻哈包袱铺自己的人，以前我们一个月固定收入一千多(元)，商演多的时候大家一个月能有四五千(元)左右，现在年后商演少了我们又恢复到一个月一千多(元)，只能通过其他演出再去找补。

　　“我们的火不是奇迹”

　　记者：你数过有多少媒体采访过你吗？

　　高晓攀：总的没有，但我记得最多的一天有21家。

　　记者：几乎就是在几天之内，嘻哈包袱铺就火了，好像奇迹一般。

　　高晓攀：这可不是奇迹，大家都看到我们火了，可我们受的那份洋罪谁都不知道。有谁知道高晓攀连续两个月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连续两个月在不停地写呀写呀写，元旦的晚上我们还排练到凌晨两三点。到现在我们依然很努力，每天九点准时开始排练，我们很努力地表演，大家不知道我也不去解释。

　　记者：郭德纲刚开始也很火，可是现在却有很大的争议？

　　高晓攀：我也研究了一些郭德纲受争议的原因，例如他涨票价、换剧场。媒体只是推波助澜，观众才是真正决定我们火不火的因素，我们是给观众说相声而不是给媒体，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郭老师赢的是钱失去的是口碑。在德云社20块钱坐不到好的座位，而我们20块钱只要来得早就能买到桌票，我们还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原则是，宁可让能耐压着名声走，别让名声压着能耐走。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