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杨绛

　　杨绛先生走了，这一次，无法再“万人如海一身藏”。

　　在信息化时代中，私密已成奢侈品，虽然杨绛先生生前曾再三表示，不希望去世成为新闻，不希望被打扰，可事实是，尘世最终还是狠狠地纠缠了她一把。

　　据说，有的媒体几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稿件，专等这一天，还美其名曰“预案”。

　　实在搞不懂：该有怎样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一边祝寿，一边却在偷写悼念文章，且盼着能早日发表。也许，我们确实习惯了这种分裂，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今天是伪君子，明天是真小人。

　　生与死，本是偶然事件，应该上帝说了算，可有了B超，生就成了必然事件，同理，有了“预案”，死亡也成了必然事件。于是，不论怎么挣扎，最终都无法免成为他人的工具。我们亵渎了上帝，所以活该再亵渎彼此。

　　这能埋怨媒体人吗？当然不能。

　　媒体人面临两难：不追这种新闻，会被视为缺乏职业精神、漏报选题；而追这种新闻，又在良心上难以过关，会遭受访者斥责。媒体只是一种职业，如果社会不需要，谁肯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众需要逝者，需要将死亡这种个人事件变成一次集体狂欢。

　　因为我们都太繁忙，被各种压力催跑，生活日渐变成单调的朝九晚五，甚至丧失了时间感，而没有时间感，也就没有了意义感。

　　回想10岁到20岁，一幕幕是那么清晰，再回想30岁至40岁，连前后顺序都经常记错。时间长度相同，感受却完全不同，因为前者我们要面对太多新鲜事物，后者则多是重复再重复。

　　于是，我们才需要消费突发事件，通过突发事件，我们才能暂时地重拾起感动、真诚和理想。

　　这，并非某个具体的人的责任，而是现代性的客观结果。现代性是一种组织方式，它不断在攫取资源，不断在扩张——它一方面加速改造着外部世界，一方面又加速改造着每个人的心灵世界。

　　正是在现代性的挤压下，环境不断恶化，世界日趋单调，甚至连我们的睡眠时间都在迅速缩短……一切可能的领地都被最大化地占用了，则敬畏、隐私、安宁之类，又如何能抵抗？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滑稽局面：人人都说悼念杨绛先生，却又绝不肯听从先生的嘱托。

　　表面看，我们都在头上标出“利他”的光环，可结果却是，我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害他”的氛围，而这样的恶性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突破现代化的困境，只有一种方式——自我醒觉。即：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脑海中所呈现的那些东西，很可能是外部世界赋予的，而非真我的思考产物，在追寻一份感动之前，我们应先去追寻真正的自我。

　　我们为什么会沉浸在现代性中不知自反？因为从小到大，教育、社会、文化等都在告诉我们：世界从来如此，世界只能如此，这才是最正确的结果。并通过考题、命令、习惯、成功案例等方式，内化为我们的主动行为。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波澜，都会有那么多激情洋溢的“智者”站出来指点江山，为什么在我们的网络上，总有无数激情洋溢的评论家，为什么再渺小的话题，都能演变成两派对骂……当语言已沦落为一种发泄工具，只为追求更麻辣、更犀利而存在时，我们事实上再一次被现代性所套牢。

　　我们真能醒觉吗？真配拥有自我吗？

　　于是想到杨绛先生在《隐身衣》中写下的话：“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每个灵魂都需要一件隐身衣，可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

　　“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杨绛先生的这份清醒，正是通向自我的法门。我们都生活在尘世中，唯有主动与它保持一段距离，才能给自我腾出空间。尘世越进逼，我们就越要退后，直到退无可退为止。

　　不被裹挟，不受诱惑，不因宏伟理想而迷醉，也不因众人如此，便随波逐流。看上去，这并不复杂，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天下熙熙，却难见见独立人格。

　　其实，杨绛先生那一代可退的空间并不多，甚至连家都是不尽安全的。多少夫妻互相告密，多少父子反目成仇。好在，钱锺书与杨绛是一种相遇的关系，可即使有了相遇，也注定无法逃脱时代的风吹雨打。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曾写道：“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从理想出发，忍受着种种苦痛，却发现一切只是骗局，当自由与尊严都已失去时，才发现，原来谋一个容身之所，竟是这般艰难。早知如此，我们又何必当初？但，相比于杨绛先生那一代，今天的我们毕竟还是有处可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像个呆瓜那样向前拥挤呢？为什么仍不愿给逝者最后的安宁呢？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从没有所谓完美的人，却有完美的创作。那么，纪念一个人，就不如多去读她的书。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