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已首次实行放假，我的村庄却送走了她的最后一个清明。 ”这是胡永良在他的《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一书中《最后一个清明》的尾句。读到这里，我的心仿佛被针刺了一下。

 

　　读《从篱笆到围墙》 ，开始时我以为作者准备的是一根叫做乡愁的绣花针。他不断地写到自己多年前在自己的故乡——赣西地区一个叫林溪的村庄生活的感受、童年的感受。他写故乡橘园里的气味，写少年时昼午在村子里游荡的感觉，写农具，写棉花。我承认他写得有些矫情，仿佛一个阔绰的人在压着嗓子说起自己的艰辛往事，或者一个老大不小的人以少年姿态扭捏地躺在母亲怀里。如他写棉花：“它更像是纸花，那种只在花圈上开放着的纸花，那种与细婆婆的死亡同时出现的花朵，自小如此。 ”让我觉得很容易和当下许多写童年和故乡的文字混淆。如果全书都是这类文字，它们不会让我痛。实际上，胡永良用更多的篇幅，握着乡愁这根绣花针绣出了一片美好的故乡风景。林溪的地理历史风光伦理就在他的笔下逐渐呈现开来。那其实是个不错的村庄。它是中国大地上千万个村庄的一个。这个村庄既有着美丽的风景，也有着劳作的辛苦和命运的沉重。它在美学上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异曲同工，在许多古代诗歌里也能找到类似的影像。当然，它和中国几乎所有乡村一样，有着一张与苦难的中国历史相得益彰的沧桑的脸庞。

 

　　然而， 《从篱笆到围墙》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乡愁。胡永良在这本书的角色并不仅仅是要做一个绣工。他在这本书的一半以上的篇幅之后写到了2006年。他写到他的村庄遭遇了一场空间与伦理的撕裂。2006年他的故乡林溪俨然乱世：“村北，推土机突突突地昼夜不歇，将新鲜松软的红土堆得山高……村南，一堵高大的围墙绵延数百米，严严实实地截住了村庄与工业园区神圣不可逾越的屏障。 ”而那一堵围墙，正是他的村庄中那些外出打工回来的村民、作者的兄弟姐妹，在工业区的雇佣下用自己的双手砌起来的。

 

　　林溪的土地被开发区征用。胡永良原本抒情的书写开始变得冷静。他记录下林溪村被工业化的进程：“东面与西面的土地征去了。 ”“西面与南面那大片的水田被征去。 ”“公司筑起了围墙，门口哨岗还养了一条大狼狗，对过往的村民嗷嗷狂吠。 ”“ （何当村的）村口那棵数百年的参天古樟，纺织厂老板没舍得砍掉，现在成了何当村面目全非后留给厂区的唯一风物，也是村民借以回忆过去的唯一依托。 ”“一幢幢七层的农民安置房矗立在原来的油茶林地上。小区内，水泥路面四通八达，虽然过高的容积率使安置小区拥挤不堪，但看上去也算规整、现代，像城区一样。 ” ……

 

　　村子的改变带来了人的改变。人们开始为拆迁款而争吵。分到钱的人们，“扑克、麻将的赌注大了” 。一个叔叔输掉了全部的征地款和借来的钱，亡命天涯。二根强揽了开发区的土方工程。祖父的旧文化无人继承。许多人成了工业区的工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丧失故乡的不适……

 

　　疼痛开始了。这不是绣工在刺绣时不小心刺破了手指的疼痛，这是锤击的痛楚。胡永良手中的绣花针，成为让林溪村庄消逝的利器。

 

　　我们知道，工业化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大量的农民要成为市民，大量的田地要被征用，大量的村庄将要消失，所以我们需要胡永良的文字。这不仅仅是一个负责的史官煞有介事地为历史记下的证词，那还是娇儿伏在母亲棺木上的恸哭。他前面的抒情文字，并不是撒娇，乃是一个痛失亲人的人在葬礼上情不自禁地对往事的倾诉。那根捏在胡永良手里的疑似绣花针的铁钉，乃是钉入母亲棺木的墓钉。这样的赤子的倾诉，在温情主义、缺钙的文字大量堆砌报刊版面的当下，有着对道义的肩负和对现实批判的勇气，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胡永良是江西人。有必要说的是，江西自古以来农耕文明发达，乡村文化体系相对完备。陶渊明的田园诗，杨万里的乡土诗，全省境内流行的采茶戏，土腔土调的民歌，都是这个庞大体系中的出产或部件。江西或者江西籍的写作者，因为从小接受了这无所不在的农耕文明的熏陶，总是对这温润乡土的变化异常敏感。在当代，他们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乡村文字。如傅菲记录了一个叫枫林的赣北村庄的嬗变，范晓波记载了一个叫祥环的其实是他外婆的村子的现状，熊培云写出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张柠写出了《土地的黄昏》 。这些文字成为当代文学对身处三千年变局中的乡村的证词，影响深远。

 

　　然而，他们笔下的村庄依然在过着清明节。这些村庄日渐荒芜、日渐凋敝，可是它们还在喘息，也许还有修复再生的可能。中国历史上，乡村是不死的，无论经过了怎样的战争和瘟疫都可以顽强地活下来，然后不断得到修复。清明的烟火将年年燃放下去，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

 

　　他们也许都比胡永良在文字上的功夫要好。他们不少都是在文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写作者。相比他们，胡永良也许算一个新人。他写得那么老实，有些地方本该繁复，本该煽情，可他显得有些笨拙，写得节俭克制，似乎生怕人们不愿听他讲下去。可是只有胡永良的故乡没有了清明。这也许是他们的写作来不及抵达的地方。他们都难以想象故乡只有最后一个清明会是怎样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永良的《从篱笆到围墙》 ，比起其他写作者，预先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体验到了我们没有体验过的锐痛，那是我们从来不想体验的锐痛。

 

　　不仅是与江西其他写作者相比较，就是在全国的当下写作中，胡永良的乡村写作也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以一个赤子的身份，记录下自己的故乡慢慢消亡的瞬间，为我们唱出了一曲沉痛的、真切的乡村挽歌——这样的写作，乃是对铁肩担道义、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是对史家写作立场的坚持与弘扬。

 

　　（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