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沛萍
摘要：“身体写作”自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受到人们大力关注后就在新的语境中开始了不断的变化过程。在不同的语境中“身体写作”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视野中，它往往被化约为女性主义文论的代名词；在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语境中，它被看作是高扬肉体欲望和强烈性意识的写作；在反对“虚假写作”的对立面，它被看作是反拨凌空蹈虚写作的一种写作策略。
关键词：身体写作 女性主义写作批评 消费主义 虚假写作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理论界不断引进西方理论的一个“黄金时代”。许多理论都在那个时候不期而至，并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发挥着自己的阐释功用。文学界当然是进口大户，各种文学理论及其与之有关的文化理论都不失时机的蜂拥而入。“身体写作”就是其中之一。与其他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理论的遭遇一样，“身体写作”这个在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受到人们大力关注的批评术语，也因遭受了无情的“肢解”而不断地在变异中改变着它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批评者那里，在不同的语境中，“身体写作”留给了人们不同的面目。
在西方文论界，“身体写作”是一个与女性主义有关的概念，所以在中国，“身体写作”也首先是与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纠缠在一起的。一些专门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研究者都是在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视域下来审视、探讨“身体写作”的，他们把“身体写作”视为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部分内容。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了在那些专门研究女性主义文论的研究者那里“身体写作”被看作是女性主义文论的一个支流或组成部分外，在一般的读者和只是简单地使用“身体写作”这一概念术语的研究者那里却把“身体写作”等同于女性主义写作。这样一种认识往往掩盖了“身体写作”的真实面目。类似下述的观点在“身体写作”研究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在这场‘性别起义’中，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没有自己的政党和军队，她们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惟一可以采用的‘武器’便是‘身体’。女性主义者指出，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女性不要依据男性教育出来的理智去认识生活，只有身体才是生活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南，必须依据自己的身体、感觉、性感和梦想去生活，去重新发现自己，在女性身体的体态和性征基础上，重建生活秩序、政治秩序和理念秩序。”[1] “如果说‘女性写作’一词来自法国批评家埃莱娜·西苏，那么，‘身体写作’几乎就是‘女性写作’的代名词……即是说，没有这样的‘身体性’，就没有真正的女性写作。”[2]这样一种把女性主义写作化约为“身体写作”的认识或者说用“身体写作”来代替女性主义写作的操作方式显然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其以偏概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身体写作”既不是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核心内容，更不是它的代名词。
作为一种反抗性很强的理论和实践，女性主义文论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是女权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的产物；它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一场政治运动；与其说它自文学批评中派生，不如说它来自女性主义，它与60年代兴起的妇女学一样，是妇女运动的产物，又是它的伴侣。”[3]虽然女性主义文论是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但这一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主义文论在其内部还有着许多不同的细微而具体的差异，这正如同是长在一棵树上的不同树枝一样，虽然有着相同的根部，但这些树枝却有着各自的特点。同是女性主义文论，英国、法国、美国生长起来的女性主义文论就各有各的不同之处。所以在西方理论界，对女性主义文论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划分。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划分类型不是本文的论题范围，我们的目的是在知道了女性主义文论具有不同的类型划分的前提下，辨析出“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写作／批评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在女性主义写作／批评视野中，“身体写作”只是其众多支流中的一个支流，而且不是站主导地位的支流。它的提出自然也是以反抗和颠覆男权文化中心为目的的，对此国内的一些学者也作过明确的阐释：“‘身体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对特定的文学表现方式的一种描述，其要义在于强调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以及女性对生活的感受方式。”[4]这样的阐释就“身体写作”的内涵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样的阐释还是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写作”被提出来的逻辑推演过程。要弄清楚它产生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它的提出者埃莱娜·西苏那里去追问。[NextPage]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从诞生、发展，直到形成一门被人们熟知的学科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其中不同的参与者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不同的生活体验对女性主义写作／批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埃莱娜·西苏也加入其中并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她大胆而激进地探讨了有关女性写作的诸多问题。这其中有一篇长篇大论非常引人注目，这篇论文后来也成了有关女性主义文论的经典话语。在这篇论文中埃莱娜·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也有人翻译为“躯体写作”）这一理论术语。埃莱娜·西苏提出“身体写作”的目的与其他女性主义文论者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策略的目的是一样的，在于反抗强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从而谋求妇女的解放。她与其他女性主义文论者的观点的不同仅仅在于所走的路径不同。那么埃莱娜·西苏为什么认为女性主义写作要走“身体写作”这一路径呢？她的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她认为在以男性为中性的社会里，存在着诸多由男性与女性构成的二元对立。在这些二元对立中男性体现的是正面的价值，处在中心位置，占据着优势地位；而女性却被排除在中心之外，只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存在。埃莱娜·西苏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妇女自己写作才能对此有所改变，因为写作是一种颠覆性力量。在写作中，女性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推翻父权控制，颠覆男权中心主义。她说：“写作。这一行为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抑制关系，从而使得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5]尽管提出了妇女要有自己的写作的口号，但埃莱娜·西苏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男权文化占统治的社会里，所有的语言其实都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妇女开口说话、提笔写作所运用的语言并不是自己的语言。如此以来，妇女为了达到自己通过写作颠覆男权主义文化的目的，就必须用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写作。出于这样的考虑，埃莱娜·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的策略。她指出妇女“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6]这种写作创造的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7]
这就是埃莱娜·西苏所提倡并实践的“身体写作”。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应该至少明白以下两点：一是：在女性主义写作／批评视野中，“身体写作”只是女性主义文论这一大范畴（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主义写作／批评包含的内容复杂多样不是能用“身体写作”就可以概括的，“身体写作”是不能代替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
二是：在女性主义写作／批评视野中，“身体写作”是一种颠覆性的策略，目的在于反抗男权文化和男权中心主义，以求妇女的解放。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女性主义写作／批评视野中“身体写作”遭遇了误解，在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视野中“身体写作”则被改头换面了。在1990年代至今的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语境中“身体写作”被篡改成了对肉体欲望的描写和暴露的写作。在这样的认识下又存在着两种情况。
第一中情况是，许多论者把“身体写作”限定在女性创作的范围内，而且仅仅只指那些特别强调女性肉体欲望和隐秘的性心理、性意识的创作。具体来说就是指林白、陈染、海男、卫慧、棉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当前人们所热衷的‘身体写作’并不是一切有关身体的写作，也不是一切有关性的写作，而只是有关女性性经验的写作。因此，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必须严格限定才能得到准确理解。我们不妨简略分析一下‘身体写作’包含的若干成分。……首先谁在进行身体写作？答曰：一群年轻女性作家，即所谓‘美女作家’。她们大致可分为几代：陈染、林白代表第一代，卫慧、棉棉代表第二代，九丹、春树代表第三代，木子美、竹影青瞳代表第四代。”[8]当然，把“身体写作”限定在这一范围内并不意味着论者们认为这些作家们在创作上是完全趋于统一的。不少论者在她们的相同之处也发现了其中的不同之处。“事实上从1994年林白发表《一个人的战争》到2000年卫慧的《上海宝贝》被禁售，短短几年中，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尚处于实验性的初级阶段，女作家们进行身体写作的叙事策略和价值取向也是各不相同的。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是一种解构式写作，其性别立场具有明显的反男权色彩；而棉棉卫慧的身体写作是一种欲望化的写作，其性别立场固然鲜明，但是已淡化了反男权的意识倾向，性别中的政治涵义大大削弱，更多了些纯粹生理学的文化意味。”[9]与这种区别相关联的是不同的论者对“身体写作”所持有的态度和价值判断。由于凸现、强调女性肉体欲望和性意识的写作越来越受到了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一些论者在有保留的肯定之后更多的是表达了担忧和不满。“欲望时代的现实背景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启示、影响了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取向，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大众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中，由于身体的被重视身，体叙事的探索向着文学全面开放，身体似乎成为了新的文学动力，再加上传媒和商业的精心谋划，女性文学写作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尤其在部分‘70年代生’的女性作者那里，描摹极端自我的感受、展示对身体欲望的追求和放纵，似乎成为了共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表达，身体叙事被简单的改写成身体欲望的放纵与暴露，身体写作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关于女性下半身的隐私故事。身体似乎是唯一可资的财富，只有不断地挥霍身体，才能使孤独的精神得到安息。然而，当身体脱离了主体意志的控制而自由地寻找快乐时，它便不可避免地会在吸毒的迷津和滥交的深渊中发出腐臭的气味。”[10][NextPage]
第二中情况是，不管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只要是凸现人的感性欲望和强烈的性意识的写作都被称之为“身体写作”。在当代文坛，葛红兵是较早用“身体写作”来指称这种写作的批评者。他在写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篇文章中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又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部小说中女性不再是作为美和善的化身也就是说不再是作为灵魂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身体存在进入作家的叙述的，作品中伸张的是女性作为肉体的力度因而也是人作为肉体的力度，同样意义的是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朱文用它作了一部小说集的名字，可见朱文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在这篇小说中出现的是作为身体的男性，父亲不再是威权和教益的化身，儿子也不再是孝顺和服从的样本，父亲和儿子是作为平等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 [11]继葛红兵之后，在诗歌界又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对此有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我觉得，新时期诗歌中的‘身体写作’并不是起源于‘下半身’，也不是起源于80年代的一此女性诗人，早在诗歌的‘白洋淀’时期，芒克、多多等就已经开始了身体中的书写。当然，‘身体写作’出现的意义是明显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身体性写作突破了诗歌素材‘洁癖’神话，对长期的禁忌进行了可贵的消解和规避，打破了纯粹形而上精神乌托邦的一定意义上的虚幻和无依感，在对生存现场的经验表述中，生活细部的纹理和对身体性的张扬成为一个时代进步和诗歌进步的声音。”[12]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发现，“身体写作”已经从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语境中脱离了出来，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内涵，这样一种对“身体写作”的改造自然是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是密切相关的，其直接的诱因就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刺激下大批男女作家对肉体欲望和性意识进行大张旗鼓的描写与暴露。在这样的情势下，“身体写作”是不是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思想、重视精神而轻视甚至蔑视身体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中国以往的文学创作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和载道功能。由于此，在中国文学中形成了一种轻视个人切身体验而看重传达思想观念的创作传统。在此传统中作家往往会在某种观念的支配下去创作，结果使得作品显得缺乏必要的真实性，成了一种“虚假创作”。考虑到这种“虚假写作”的存在，有人指出“身体写作”可以用来反拨这种只凭某种理念、政治观念来进行的“虚假创作”。这是“身体写作”在中国的又一面目。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对此他有过精彩的阐述。他认为：“古代的‘诗言志’，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些文学主张从来都是反身体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至于文学身体本身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艺术的美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说出来的‘志’和‘政治’是否正确和高尚。”[13]他接着指出：）“我们身体诸多的自由需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对文化、社会、精神的想像上，对于身体本身的想像几乎是空白。身体的细节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书写，凌空蹈虚的写作风气依旧非常盛行。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我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14]谢有顺认为这样的写作放逐了作为“人性社会的基础”的身体，没有“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用身体去创造”，结果产生了许多没有生气，没有血性的大而虚的作品。而与之相反，在有限的范围内，一些能从身体出发的写作则留给人们真实可感的作品，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的创作。她不在时代潮流的浪尖风口上写作，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对上海的日常生活的卷入，写下了我们至今读起来还备感真实的上海记忆”。因此他强调作家身体在场的写作。他指出：“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一个人的写作，如果没有对存在、对他所体验的生活的身体性参与，他的写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虚的，这和意识形态管制下的‘假大空’写作并无不同。”[15]
谢有顺所理解的“身体写作”所蕴含的一层意思就是：为了避免凌空蹈虚式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作家的创作必须要让自己的身体参与其中，也就是要求作家要去书写自己体验到的日常生活和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而不是在某种观念和总体话语的支配下去写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东西，从而制造出无血无肉、空洞浮华和概念化的作品。当然，谢有顺所阐释的“身体写作”也没有仅仅局限在此。他也没有把“身体写作”仅仅理解为一个作家只能写自己身体体验范围的事情，如果这样，那么这种理解就不但显得过于狭隘，而且也是违背创作规律的。因为一个作家的实实在在的身体体验是有限的，但他的写作可以是无限的，如此以来一味强调身体的亲在性显然不符合创作实际。由于此，谢有顺在论述的过程中指出“身体写作”也体现在对身体感性欲望的关注上，这也就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可以在自己身体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必要而合理的想象。[NextPage]
“身体写作”从引入中国起就在新的语境中开始了不断的变化过程，这是外来理论在本土传播、改造的必然命运。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也许不在于指责理解上的偏差，而在于审视哪种说法更符合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结合中国目前的文化环境，笔者认为谢有顺所阐释的“身体写作”所包含的内涵在各方面都显得更为合理。它一方面可以把人们从对“身体写作”的狭隘理解中拉出来，而不把它仅仅局限在女性主义写作领域。另一方面，这一阐释强调作者个体生活体验的亲在性和灵肉的结合，因此它既可以避免那种在空洞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凌空蹈虚式的创作，也可以让我们警惕那种只有肉体欲望大肆突奔的“肉体乌托邦”式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引导我们从积极方面理解“身体写作”。
参考文献：
[1]吴子林．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季 虹．70后女性写作：消费时代的性——身体话语[J]．文艺评论，2005，(4)．
[3]陈晓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学诠释[M]．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8－9．
[4]阎 真．身体写作的历史语境评析[J]．文艺争鸣，2004，（5）．
[5]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4．
[6]同 上，195．
[7]同 上，201．
[8]黄应全．解构“身体写作”的女权主义颠覆神话[J]．求是学刊，2004，（4）
[9]向 荣．戳破镜像：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想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10]黄晓娟．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变迁[J]．江海学刊，2005，（3）．
[11]葛红兵．个体型文学与身体型作家——90年代的小说转向[J] ．山花，1997（3）．
[12]吴敬思、张立群等．对话：当代诗歌中的“身体写作”[J] ．南方文坛，2004（6）．
[13]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34．
[14]同上，36
[15]谢有顺．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104．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