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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与方法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前三章读后

2008-07-11 01:58:54来源:    作者:

   

作者:李安源

    去年岁末,我在参编刘伟冬先生主编的《美术史与方法论》书系时,就常常带着一个疑团,今天我们研究美术史,言必称图像学、心理学、风格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等,而实际上,真正能从根本上挣脱传统文献学“六经皆史”的樊篱,实在是少之又少。在我们整理出来的所谓经典的美术史研究论文中,几乎所有被冠以风格学、心理学、考古学、图像学研究的文章,方法仅仅是方法而已,论断、见解仍然湮没在文献的海洋里,总之,这些被参考引用的文献,有古代与现代的,有中国的与西方的,有争议与没争议的,在这里,统统为我所用。我们带着困惑询问老师,回答是:方法不可能孤军奋战,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献信度的纠缠由来已久,从章学诚到古史辨派,都意识到“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史常常是不分家的,例如普及文学读本《古文观止》,几乎所有的著名史学专著,糜不在尽榖中,即使是号称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也充满了奇诡的文学色彩。但是,无论是章学诚还是古史辨派,毕竟还是一群离不开故纸堆寻找新大陆的学究,将触角从汗牛充栋的文本里探出来,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

    历史文本的虚伪性,福柯的确找到了它的根源——权力的指挥棒。福柯说,“知识”逐渐积累成型的过程,就是“权力”和 “话语”互相纠缠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其实,权力包含了两个主体,一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我称之“大权力”;一个是话语者本人的世界观,我称之“小权力”。福柯,只发现了前者的魔力,而后者,他忽视了。就中国史学传统而言,正史就潜伏着上层建筑的势力,而野史则凝聚着撰述者的世界观。鲁迅说他更相信野史,其实,野史的背后的权力,只是较正史更隐蔽而已。

    美术史也可以例证这个事实。宋代,主流画风是法度严谨整饬,那是因为皇家赞助,所以宋徽宗主编《宣和画谱》,开头总要道统一通,接着便是以皇家趣味为画人立传。说到传记,中国传统史学,曾以史、传互载并言。将专史和传记在体例上分治,是很晚的事。据说左丘明始创传体。刘勰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也。”(《文心雕龙·史传》)可以见得, “传”,本来是“辅经”的,这种由史官所秉笔荷担的话语系统,功能在于“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班固语)“本事”为一层,解释与诉求,又为一层。总之,“史述”也好,“传记”也好,除了本事的信实以外,其兴也远,于是便堂而皇之的文学起来。其中,“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以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刘知几《史通》)。《宣和画谱》,基本上就是一部由皇家精选的画家传记,《画谱叙》云:“且谱录之外,不无其人,其气格凡陋,有不足为今日道者,因以黜之,盖将有激于来者云耳。”我想,绘制敦煌壁画的那些画工神迹,是否就因为“气格凡陋”,而不足为道的呢?一部中国古代绘画史,其叙述方式整个儿就是“画以人传”而不是“人以画传”。

    文本的信誉危机早已既成事实,总不能将婴儿与脏水一股脑全倒掉吧。这里有办法,我们可以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呀,陈寅恪说:“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将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反证历史,这史料也就具有化伪为真了。真史料中有思想,伪史料中也有思想,那么,寻绎伪史料背后的思想观念也就是离真历史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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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必须摆脱长期依赖于历史文献的角色,转而寻求新的视角与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危机。顾颉刚算是一位学术的猛士,他对历史的意见是:“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由“考信于六艺”到 “考信于理性”,由服从于偶像到独立思考,可能是治学方法的重大转变。传统画论其实也就是绘画思想史,亦必须打破传统堆积文献、“六经注我”的僵化局面,因而也必须诉求于新的视角与方法。胡适曾指出顾颉刚的方法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1)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朝代都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当然,这是古史辨的策略,不仅仅是方法,还须得“坐得十年冷板凳”才行啊。再者,近代学者多提倡治学的人格独立,这人格的独立,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话语背后的“大权力”膨胀,却无法保证“小权力”不越俎代庖。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又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记不清是谁还说过,一切历史都是选择史。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选择史也罢,你永远无法摆脱那些被层层茧覆的文献,因为,那些文献,也曾当代过,也曾思想过,也曾选择过,它们已经成为无法还原的文本,用福柯的话说,它们,都只不过是被权力包装过的话语。

    以上,是我读葛兆光的《思想史课堂研究讲录》前三章,生发出来的一点感想。葛氏的史观,其实可以看作是古史辨的遗响,他的洞见,也许预示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走向成熟。


    (实习编辑:庞云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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