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鸿生

    什么是好小说?在理论上，这是个无解的问题。不少人以为自己能说得清楚，结果却是给历史添了更多的美学麻烦。

    事情之所以如此令人沮丧，不仅因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趣味的人群事实上各有所“好”，更因为“好”本身乃是个形容词，就像“疼”或者“痒”一样给不出确切、统一的定义来，“好”尚且如此，更遑论什么“好小说”呢?

    奇怪的倒是，给不出定义并不妨碍人们对语词的理解和使用。虽然感觉具有私人性，疼痒说到底只有自己才真正知道，但“疼”、“痒”终究不是“酸”、“甜”，语词所提示的经验方向却是可分辨、可传达亦可交流的。对于具体的阅读经验来讲，某些小说之显得“好”或者“不好”，毕竟拥有感觉上的实在性。

    当然，在肯定感觉的实在性时，我不会忘记，由于感觉和经验常受制于某些意识形态的构塑，它们也不见得那么牢靠。

    笨拙地申明了上述曲里拐弯的想法之后，请允许我直接说出自己的非常个人化的感受：《一个特务》和《刽子手的自白》，正是张生的这两部中短篇小说结集，让我看到了小说是怎样在类似的写作中死去的。

    这种死不易觉察，如果你对一切故弄玄虚的东西还存在幻想。这种死也不必详述，如果你指望这篇批评文字来提供严格的尸检报告。谁都明白，厌倦、抵触和不断袭来的呵欠不会催生灵感，再精彩的死亡证明也不会使死变得更有趣些。

    死亡没长眼睛和耳朵，我不需要讨好它，我应当实话实说，但困难仍然存在，当一向笃信批评是一种对话的我，面临一堆自行解体的、无血肉知觉的印刷符号时，又能够说出些什么呢?

    从表面看来，张生的小说亦可谓丰富、诡谲。从列车上的梦游(到闵行去》)到死魂灵借助电脑储存回人间放风(《片断》)，从超然物外或一心创收的画家(《董了》)到无奈把玩“月亮崇拜’，的史学博士(《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人生无常(《一九九年》)到死亡的极端偶然性(《让我来陪你回家》、《五角场的凤凰》)，张生想象中的场景、人物、主题似乎都系于某种无可名状的力量，或有待揭示的生活的可能性。与大陆晚期先锋小说的特殊癖好相关，张生对往事、传说与各类历史掌故也怀有不懈的兴趣。在文献、辞书、旧报纸和道听途说所汇编而成的兴奋中，他利用戏仿和互文技巧，勾勒太极拳传人被时运摆布的一生(《王成，履历苍白的一生》)，释放{秦香莲》中被压抑的陈世美的声音(《听听这个声音》)，改写沙威式的警察与犯人的故事(《刽子手的自白》)，重演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活剧(《迟到的伤逝》)，直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推测、追思和补白(《另外一个人》、《梁思成》)等等，“初一看，有一点像古代采花大盗的百宝囊，再一看，都是大街上拣垃圾的蛇皮袋里装的内容”，“有塑料凉鞋、苍蝇拍、发卡、一顶旧军帽、象棋子、半截鸡毛掸、一只白线手套，等等等，叫人不可名状”(引自张生《陆通》)。

    让人眼花缭乱而什么也记不住，这使我的阅读受到了很大伤害。庄重的、印刷精美的“蛇皮袋”每打开一次，就会结结实实地嘲弄我一次。一个成名作家的想象力会如此散漫，如此缺乏逻辑或有机性，则使我感到愕然。比如《瑞士军刀》，我硬着头皮、琢磨再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作为叙事主干，由李劲夫妇造访所引出的对时光流逝的感慨、瑞士军刀的命运、还有气功的故事，它们之间到底有点什么瓜葛呢?而篇首煞有介事专引的郑板桥诗句“梦中做梦最怡情，蝴蝶引人人胜”，则更与全文风马牛不相及。再比如《淞沪路的雨夜》，正如作者自己的一段文字所述：“这个周末完全错乱了，飞机楼、红茶馆、老刘、茉莉、三维画、鬼，就像我书架上那些内容不一风格迥异的藏书一样，不分开本，不分性质，也不分门类和次序，都堆到了一起”。在构置幻觉氛围和恐惧心理方面，这篇小说虽不乏可称道之处，但其东拉西扯的拼贴招术，却使幻觉和恐惧本身暴露了它们的空洞。

    空洞，就是没有意义在叙事空间中生成，它不同于虚无，虚无倒是意义自由发生的温床。假如为了模糊固有的事物界限，或为了消解某种专制世界的价值立法，那么，戏仿、拼贴乃至故意的散漫、错乱、堆砌，都可能带来怀疑，带来追问，带来某些被压制的东西的复活。但张生所表达的，却只是表达本身是怎样在口齿伶俐的饶舌中自我取消、不断流失的，就像个魔术，无比轻快、流畅的话语之水，卷走了它携带的一切。
过多地征引书本、重复常识，笼统地讲述梗概、报流水账，放逐隐喻和象征，不作细节刻画，也许是张生小说语言少滋没味、既“挺”不起来又“沉”不下去的一些具体原因。即以《你的一生见过几个医生》为例，在这篇勉强缀连了七八个医生故事的小说中，光转述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拉·梅特里《人是机器》等的篇幅就占了近三分之一，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时下盛行的“知识性写作”?如此这般，作者又来了这样一段：“写到这里，我想简略地回顾一下这篇小说前面的段落的内容。笼统看来，这些段落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它们可能显得有点凌乱和芜杂，使人在阅读时感觉吃力和困惑。在这些段落中，我讲了不少我知道的一些医生的事迹，他们对于疾病的诊治，他们对疾病或者说对病人的看法，他们中某些人的命运，甚至还有我的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感想。我想说的是，这些感想并非只是为了这篇小说才产生的，而是我早就有了的想法”云云，难道这样的“素朴”和“直白”也是艺术，也与‘元小说”搭得上边?不要以为这段文字的风格只是一种例外，事实上，这种力求理解的语调，这种概略性地交代故事的方式，这种结构上的不自信，这种绕了一大圈又等于什么也没说的情况，在张生的小说里真可谓屡见不鲜。

    这样的语言是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它无法脱离情节要素而自立，也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的气息，更不会焕发某种经由地域文化长期浸润而形成的韵致和光泽。主导这种语言的力量，既不是痛苦的人生经验，也不是参悟不透的命运玄机，而是被竭力掩饰着的肤浅的说明冲动。在这样的语言里，不同情感空间的并置，不同欲望和意志的冲突、较量，以及理性或思想的悖谬，都不会有容身之地。在这里，小说除了一些零星的落套的日常感想，已发现不了任何新的东西，它们只是重复人们已经说过的、确认过的，偶尔抬一下杠，作一些涂改，也不在致命的地方。人、事、理均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之中，“生活世界”在这旋涡里宿命般地黯淡下去，逐渐堕入“存在的遗忘”。[NextPage]

    还是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小说的历史。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伟大的欧洲小说传统不是别的，正是对存在的未知方面所进行的勘探。在塞万提斯时代，小说询问什么是冒险；后来，小说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从巴尔扎克起，小说揭示人在历史和社会中的命运；随着福楼拜，小说翻掘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借助托尔斯泰，小说关注非理性对人的干预；小说还探索时间之谜，通过普鲁斯特它捕捉的是无法捕捉的“过去”，通过乔伊斯它捕捉的则是正在流逝的“现在”……可以说，所有杰出的小说都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发现着“只有小说才能够发现的东西”。

    这种东西，不会来自鬼画符式的奇想，也不会自动地从故事与故事的串联中跳出来，它只能来自基本的痛苦、基本的问题和对语言所具有的勘探作用的独特敏感。张生的问题是没有问题，或者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提炼自己的问题。他的感触，他的注意力，他的只能圈住自己的迷宫，都离“基本”太远。而对于一个成熟的或渴望成熟的小说家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致命的了。当然，所谓的“基本”，更与生存本身的持续的困扰相关，仰仗图书馆书架前的快速浏览，肯定不会使人更接近它。

    相对而言，《一个特务》、《结局或者开始》是张生小说中较有含金量的作品。作为叙事酵母，一个在地窖里躲藏了十多年的特务和他的孙子，一场毁灭性的鼠疫和60年后发生的盗墓事件，的确蕴藏着足够的故事生长的可能性。当被孙子拿出去偷玩的小手枪，被盗墓人挖出的鼠疫死者戴过的绿宝石戒指，分别将两个幸免于难的主人公重新送向死亡的阴影，我们会欣赏作者的设计，我们也有理由对此“信以为真”。但可惜的是，这两部作品多少也违背了小说的“复杂性精神”，它们不约而同地提示着读者：事情比你想的要简单。而且，由于过度受制于第一人称叙事的转述，这两个作品的主人公显得相当机械、被动，在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他们居然很少有回忆，有情绪，有真切的内心言语和行动。对张生来说，小说几乎永远意味着“我”在讲“别人”的故事。

    张生真的很不幸，他的不幸在于，写作伊始，醇厚的文学天赋就被引上了一条伪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我想，博尔赫斯是智慧的，但从博尔赫斯开始的写作却可能是愚妄的，当一个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精神母语”时，伟大的博尔赫斯只能是一个陷阱。我不知道，已有多少人又还将有多少人的才华、抱负，会死在这口深不可测的陷阱里。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是应张生之约并在其催逼下交稿的；他面对如此偏激而刻薄的批评所持的坦荡态度，使我感觉了另类文学人格的魅力；我感谢他，并希望有人证明，其实，张生的小说没有死，它们鼻息正常，脉跳有力，活得很好、很健康。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