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1930年代的中国“左联”（左翼作家联盟）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文化现象。

　　3月1日晚，二十多位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的老人，重回位于多伦路201弄2号的上海“左联”纪念馆。他们都是80年前“左联”主要成员的后人。80年前，他们的父辈鲁迅、夏衍、郭沫若、冯雪峰、周扬等在这里见证了对中国文学甚至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团体“左联”的诞生。1930年3月2日下午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房间依然保持原貌，黑板、讲台和长凳，当年的大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5点多，与会的50多名成员挤满房间，不少成员站在走道上参加了整个会议。

　　昨天，2010年3月2日，这些后人齐聚在“左联”纪念馆不远处的鲁迅纪念馆，他们同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叙往事、谈父辈。

　　夏衍的儿子、73岁的沈旦华对记者记者说，尽管这些左翼的作家在当时有那么多的矛盾，“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共同反帝反封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文学组织里，左翼作家们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用文字对付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NextPage]

　　从1930年成立，到抗战前夕的1936年戛然而止，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左联”这段城市的文学插曲也就此结束，全面抗战令这些作家们投身到全国性的战争中，但“左联”的影响一直存在。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当时中国的目标是一致对外，要结成联合阵线。1949年之后，左翼所渴望的“革命”在理论上大功告成，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接踵而来，“从“左联”到延安时代的文艺政策，这里是有脉络可循的，或者是为之后的所有文艺斗争甚至知识分子斗争埋下了伏笔和前奏。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斗争很多是“左联”内部矛盾的一个延续。”

　　在分析“左联”在历史上的定位时，知名学者贾植芳先生生前曾表示，“左联”是1930年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它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也有一些负面的教训，它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革命文学创造以及理论译介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成就，可也应同时看到，“左联”因为革命文学本身的不成熟以及传统文化积习的作祟，其元气也大大受到了损伤。“左联”的负面影响一直在其后的历史中得不到彻底的清算，那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内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在建国后二十年里，鲁迅走了，当年那些追随他的一些人或与鲁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就受到了迫害，如1955年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的所谓“冯雪峰、丁玲反党集团案”就株连了一大批“左联”作家。而这时候，鲁迅仍被作为一面旗帜，“他的方向就是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文革”开始以后，“四条汉子”也被打倒，“左联”文艺给全盘否定。

　　“1949后的文艺斗争多是‘左联’斗争的延续”

　　访谈·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谈“左联”

　　记者：从“五四”出现的“文学革命”到左翼作家提出的“革命文学”口号，这一文学观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王德威：今天把“文学”和“革命”加在一起是非常怪诞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两者就是可以一起谈的。评价“左联”和“革命文学”往往有历史的因素，有一段时期对“左联”的评价非常高，现在可能有点式微。研究文学史，就必须正视面对曾经发生的文学事件。从“五四”前后提出的“文学革命”到“左联”成立前后出现的“革命文学”口号，我更强调从观念的脉络来厘清这样一个转变。对于这一转变，这些年来始终有褒扬和贬斥的两种立场存在，褒扬这一派把这一转变看作是历史文化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革命文学不是单纯的政治或者政党（主要是共产党）文学叙事，更不是政治史叙述。但后来的褒扬或者贬斥者，都把革命文学简单化、一元化了，在“左联”成立前后的六七年中，关于“革命文学”的叙述始终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对话与抗争，应该正视其中的斗争和复杂性，正视那个时代留下的各种思想和价值。

　　在“左联”成立之后的五六年里，文学界和思想界风起云涌，不管是鲁迅还是瞿秋白或者茅盾，他们在“左联”内部都有各自的主张和观点，参与者对革命文学的追寻、抗争、挫败等等，都是不同的，更何况还得看这一文学运动背后的政治大历史背景。

　　记者：“左联”的文学和政治主张以及实际行动，您个人觉得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还是反动？

　　王德威：“左联”和“左翼文学”把“五四”激进、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继承了，并与政治结合。在他们那里，文学不再只是启蒙，变成了实际的行动目标，这些脉络都是可循的。以往的叙述中，“五四”被简单化，左翼的“革命文学”理所当然被当作“五四”的继承者。确实，左翼“革命文学”对“五四”的前卫精神有继承，对“五四”的政治诉求行动有继承，但“革命文学”并不能单纯看成是对启蒙的继承，所以“左联”文学事件，它更多有政治理想的表征。

　　记者：左翼作家内部的论争和争斗贯穿于“左联”成立前后以及“左联”时期，左翼知识分子的这些内部矛盾是否也为之后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埋下伏笔？

　　王德威：从“左联”到毛泽东的延安时代文艺政策，这里是有脉络可循的，或者是为之后的所有文艺斗争甚至知识分子斗争埋下了伏笔和前奏。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斗争很多是“左联”内部矛盾的一个延续。

　　记者：《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左翼文学和“左联”这一内容由您来主编，您在撰写过程中有什么个人感慨？

　　王德威：我这样一个台湾背景的学者来谈“左联”的历史，确实挺有意思。我的台湾教育中是没有“左联”或者左翼文学这一块的，都是我来到美国以后补课补上的，最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左联”和左翼文学这一块也由我来负责撰写。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左联和左翼文学这一块，感慨很多。那么多脉络，对自己的写作是很大的挑战。我的主线是把左翼文学的不同论述拿出来，比如创造社、太阳社、第三国际、鲁迅等等他们对左翼文学的论述一一拿出来。最后发现的是，多种问题的交锋，最后以“两个口号”斗争结束。我个人不主张把这段文学史写成政治斗争史。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