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铁
很多看过启良书的人都会感到不解，以他的学术成就，为何会一直“窝”在湘潭这个小地方，尽管湘潭大学也是湖南数一数二的综合性大学。早在1995年，他就因为在上海三联出版《新儒学批判》而为中国思想界所熟知，和这本书作为一套丛书出版的还有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由于启良与媒体几乎隔绝，他后来并没有像这几位学者一样很快声名鹊起。十几年来，他隐匿于湘潭小城，继续埋头写下了《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明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等大部头学术专著。
“很多人都说，您要是在北京，早就名扬天下了。”和启良一见面，我就抛出了这个问题。启良淡然一笑：“我自己觉得很满足啊，刘小枫还住不了我这么大的别墅吧？我在湘潭大学带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和博士点，也挺好的。”他吸了口烟，继续说：“寂寞对于学者是个宝贵的东西，太早走到公众的聚光灯下，思想学术就很难再进步了。坐得了冷板凳，才能一步步这么走过来。”
听到这里，我顿时无语。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国居然还有学者会做一个二十年的学术规划！启良的别墅前有一条幽静的小山路，他说他每天都在这里散步和种菜。我突然想起了康德，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格尼斯堡这个边远小城，每天下午都在一条街道（它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上散步。与刻板和平静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他的伟大思想却走向了世界，走进了人类文明史。
当代学者职业道德严重缺失
李铁：你自认为是杂家，文史哲经、古今中外都有所涉及，但从你以往的著述看，似乎你的关注面主要在古代。比如中国，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除《新儒学批判》外，你几乎没有什么文字发表，为何进入新世纪后，突然写出一部五十万言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启良：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即便做哲学教授，也主要还是做哲学史的研究，仍在史的范畴。历史研究有一不成文的法则，即研究者同研究对象在时空上必须拉开距离。但这却又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一方面，古代的历史因年代久远，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对之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但问题是，因材料相对阙如和历史语境的失去，研究者仍难较为准确地重现历史真相；另一方面，近世的历史因其材料丰富和历史语境的未曾失去，研究者可以便利地进入历史之中，何况许多人还是历史的当事人。但是问题同样存在，这就是：越是近世的历史，人们越是看不明白，越是容易犯糊涂。
李铁：近世历史研究之所以难以保障客观性，原因是不是因为诸如主义信仰、阶级立场、政党倾向、社会思潮等外在因素的干扰？
启良：这些因素的干扰无疑是有的，但我今天强调的则是另外两个因素，即学者的职业道德和知识结构。
近来学界喜谈“学者的良知”，喜谈“学术自由”，我倒认为用不着这些吓人的词汇儿。其实，作为一名学者，不论你从事历史研究、哲学研究，还是从事法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你的研究工作就是你的职业，你吃饭的家伙。凡职业必有相应的职业道德。作为学者的职业道德，不外乎两点：一是求实事说实话，二是不能造假。这两点，没有一点同高尚有关，更谈不上神圣。可是我们反观中国近几十年，不难发现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愈是从事高尚职业的，愈是不讲职业道德。律师如此，医生如此，学者更是如此。照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是自己的所思所得，二是必须对社会负责，对民族对国家乃至于对后代负责。可是近些年，我们的学者为着职称、课题、奖项等等不惜出卖学品与人品，放弃一名学者所应该持守的职业道德，其所谓的“研究成果”，非但不客观，而且极严重地颠倒了整个社会的是非观、历史观和爱憎观。
李铁：学者难以持守职业道德，是否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型的，为五斗米而折腰；另一种是被动型的，完全是因为学养有限而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能力？
启良：后一种情况，就是我要谈的知识结构问题。现在的学科分际越来越细，越来越工匠化。比如历史学，研究宋史的，毕其一生扎在宋史里，对于其他朝代的历史，既无阅读，更无思考。可想而知，这样的人研究宋史，或许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以了如指掌，但对一部宋史的整体把握，则是无能为力的。现代西方哲学有一“解释学循环”的说法，意思是欲把握整体，必先了解局部；欲了解局部，必先把握整体。尽管这整体与局部，实难说何者更为重要，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对整体没有较好的把握，局部是看不清楚的。
李铁：你被学界称为最后的古典主义思想家，现在很少有学者会驾驭这样宏大的研究课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还坚持做这个类型的学者？
启良：现代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了，做大课题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研究有不同于国外的语境，在我看来，思想界还有许多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弄清楚，我们其实非常需要解决这些基本而宏大的问题。我吃饭的家伙虽不在当代，但当代中国历史倒应该由像我这样的人来书写。我这么说，丝毫不意味着其他学者的成果没有价值，更不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筹。我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所以异于其他成果，原因主要在知识结构的不同。
我进入学术领域是从远古代时代的研究开始的，而且有一个由西方而中国，由古代到现代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先是古希腊罗马，再是中国先秦，然后由史学转为哲学，而且哲学亦是由西方而中国的。在此过程中，还读了大量的宗教文献，尤其是现代西方神学著作，并且从事过一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看20世纪中国，如果仅仅局限于中国这块版图，局限于这一个世纪，是看不出什么道道的。[NextPage]
浅薄的思想更能左右历史进程
李铁：以往的思想史著作，大体上都是对历史上的思想人物的思想性著述作一归纳式的陈述，而你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既有思想家的研究，如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陈独秀、张君劢、陈序经等，但更多的则是对一些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思想性分析。这样写是不是有你自己特别的考虑。
启良：我不主张黑格尔式的历史观，但却看重思想家在历史中的作用。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有自由意志；人类任何历史性创造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思想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出于少数几位思想家的头脑。思想家固然可以引领时代，比如说上世纪的梁启超就是一位引领时代的人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会有以陈独秀和胡适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思想家又是时代的产物，社会思潮的伴生者，而且思想的强音还往往出自学者与平民、精英与草根的合奏。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思想领域，草根的思想更具强势。“革命”的思想就是一例。从先秦开始，两千多年来，精英层对于“革命”褒贬不一。然而在民间，在劳苦阶层，人们无一不是赞同革命的。他们或许不明“革命”的深义，更不可能明白梁启超的“反动复反动”（或如普列汉诺夫的“亚细亚复辟”）是何意思，但是他们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只有革命才能打倒富人，才能使自己摆脱贫穷。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历史的发展需要思想的深刻，但简单的逻辑和浅薄的思想却又更能左右历史的进程。
李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思想引导现实，现实催生思想，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启良：一点没错。思想史既见于思想家的著述，更见于各种现实的剧目中。比如“大跃进”，多快好省，赶美超英，从表面上看是没有多少思想含量的，有的甚至荒谬绝伦，不可理喻。又比如十年“文革”，尽管有一类似于“绝对精神”的伟人在思想，在不断地发布着“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但全体国民则基本上是没有思想的。他们虽然热血沸腾，但其动源则是无知与盲从。然而我们绝不可以说，没有思想表述和表现的历史就没有思想史的深意。我有时甚至想，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思想人物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那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人和事。像义和团、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谁解其中味，谁也就读懂了百年中国的大半。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西合弊”
李铁：读你的《20世纪思想史》，只觉得心头疼痛。你甚至将这段思想史概括为“中西合弊”，你给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文明史》拟的广告词翻译过来的意思居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部伟大的悲剧”。为什么这么讲？
启良：20世纪中国现实化的历史，主要是受两种思想传统牵引的。一是本土的孔孟传统，二是外域的柏拉图传统。可以说，是这两种传统左右了绝大多数人的历史观、是非观和价值观。现代新儒家说，儒门淡泊，花果飘零。而在我看来，中国的20世纪才是儒门道德理想主义的大盛。以往，儒学虽为主流意识形态，但除王莽以外，从未按其理想实行过全国性的改造社会之实验。然而在20世纪，非但做到了，而且轰轰烈烈，这里面就是“中西合弊”。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尽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但无一不是按照“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和思想语法而从事其历史活动的。更须注意的是，按儒家的理想和思维治国平天下，还不仅仅是个别领袖人物如此。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国民，无论平民草根，还是知识阶层，几乎仍是按照儒家的理想和思想语法来看待大小问题的。
一个民族的悲剧，是任何伟大的悲剧作家都写不出来的。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对于古今一脉的历史悲剧，人们非但认识不到，而且将悲剧视为喜剧，将闹剧视为正剧，从而使悲剧一代一代地得以重演。
李铁：为何会是这样？20世纪的中国，国民的理论素养普遍得到提高，对历史的反思亦在不断的进行，为何始终对历史与现实没有正解呢？
启良：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平实而论，近代中国从严复和梁启超开始，中经新文化运动、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史和文化讨论、二战结束后的自由主义思潮、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再到世纪之交的所谓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可谓代不乏人，亦不乏一定的思想深度。然而恕我直言，除极少数思想者外，绝大多人乃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到中国问题的根处，对20世纪的认识也就自然是雾里看花。以“文革”和57年反右为例。这些年来的反思性文章，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学术的，可谓多矣。可惜的是，大多数是表层的。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就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来说吧，学界多将其原因归于皇权思想、个人崇拜等方面，似乎其作为领袖的品格出了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无论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大国的领袖，品格都是无可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正因其品格高尚，他才可能犯下所谓的“晚年错误”。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同样如此。因为在中国特有的文明模式和思想语法里，花愈善，果愈恶。通往地狱的道路，有时是用鲜花般的理想铺就的。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