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栎

    执著让他一路写到今天

    记者：去年您荣登甘肃“小说八骏”榜首，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新军：甘肃“小说八骏”是甘肃文学界向外界首次推出的一个以“60”后小说家为主要入选对象的创作群体，能够两度入选这个阵容，我感到十分幸运。“小说八骏”的人选是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以来，已经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100多篇（部），被全国各大选刊转载多达35篇（次），这个数量在同年龄段的西部作家中应该是不多的，所以能够入选甘肃“小说八骏”这个阵容，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我创作的肯定，其次才是荣誉。

    记者：“不知不觉中，小说一写就是二十多年，今天回首，写小说的确不是一件不辛苦的事情。但庆幸的是自己居然坚持下来了。”，这是你博客中的心得，在创作过程中辛苦来自哪些方面？是什么一直使您坚持下来的？

    王新军：这是我为我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写的后记——《写小说的日子》中的一段话，写完这篇小文章时，感慨万端，就放在了博客中。一个人一生干不了多少事，匆匆六七十年而矣，或者再多一些（当然也有少的），除去那些不得不被占用的时间，能够给你真正做事的时间就那么多。这种情况下，想把一件事干好就更不容易了。我拿到第一笔注明“稿费”的汇款时15岁，第一篇小说变成铅字的时候是18岁，而被外界冠以作家这个名分已经是30岁以后的事情了。这期间我走过了牧羊少年——乡文化专干——作家这样一个过程，经历了许多生活的坎坷，所幸的是基于对生命本身的认识，我没有放弃文学。

    写作我一开始是爱好，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我不喜欢别的任何东西，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了。我的创作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执著没有太多别的理由。作家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很吃力的营生了，但如果说还有一个身影在西部大地上为文学这项事业耕耘的话，那个人肯定是我。什么冷嘲热讽，什么红眼白眼，这二十多年里我已经见得多了，与创作本身对我的意义而言，它们不足为怪。对于西部这片土地而言，文学这条路需要有人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在荒凉中寻找本真

    记者：有评论家说，王新军的小说大都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善于描写乡村的日常生活、平凡人物。以《大草滩》为代表的这种“牧歌”式的散文化或者诗化的体裁，往往更显示他的才情。当然他也有局限。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新军：有时候我并不去考虑这些东西，当我面对小说的时候，我只顾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呈露。我甚至不认为我的小说是靠叙述来完成的。至于评论界对我小说中的抒情性呀，散文化呀，诗化呀这样一些特点的总结，我自己的感受并不是很深，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一部小说如果离开诗性这样一个对艺术而言十分核心的元素，应该怎样去完成。局限是每个创作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只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局限这个东西过度放大，以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宏观世界中，局限是无形的。无形的东西不要放在眼里它就等于没有，以无形化无形，不要企图突破某种局限，局限也就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了。因为每个人面前，始终只有一条路。

    记者：地域特色是不同作家的写作性格之一，一方面是文学需要生活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熟悉的环境写起来有真的感受，但很多人认为所有西部作家在写西北时，都摆脱不了西北的影子，难道西北人就是如此单一的面貌，您对西北特色有些什么自己的体会？

    王新军：地域特色就像基因一样，会给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烙上烙印。西部的粗犷只是地理地貌上的概念和眼前的表相，事实上它的细腻无处不在。我们眼前常常看到的情形是：明亮的阳光照耀大地，草原上牛羊成群，四季风吹拂着安静吉祥的村庄。一个作家应该在生活的背后去思考和写作。生活表层上漂浮的那些华丽的东西，对真正的文学毫无意义。我生活在河西走廊西部，正是在它荒凉的背景下，我寻着了我文学生命的根基。因为荒凉有时候恰恰印证了人类心灵世界的本真。文学中的西部特色，我觉得应该是对生命的一些朴实的认识。

    记者：有评论认为您是“第三代西北小说家”群体当中的代表人物，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又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呢？

    王新军：在“第三代西北小说家”这个群体当中，我应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个群体当中收获最大的应当是中短篇小说，而我这些年的创作恰恰以中短篇小说居多，而且地域特色十分明显，评论界给我“第三代西北小说家群体当中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定位，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作家，一个真正把文学当做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不断进行完善的人。

    “最后的牧羊人”

    记者：中篇小说《八个家》被称为“西部牧歌的史诗般吟唱”，您觉得这种评价符合您当初创作时的本意吗？您在其中寄托了怎样的情感或者怎样的生命体验？

    王新军：《八个家》是我用诗性的方式将河西走廊的游牧文明推向极致的一部小说，也是我在小说的抒情性与诗性探索中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一部作品。西部文化是与宗教分不开的。宗教一直站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制高点上。

    《八个家》里渗透了我的许多追求。陈思和先生在评介这篇小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王新军的《八个家》宛如一首无尽的草原牧民的民歌，力图将西部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最后余韵，诗意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长长的音，绵绵的韵，音韵里涵蕴着丰富的生命涌动的信息，具有撼人心魄的内在力量。这是一部充满了温情、爱意和忧伤的小说，细致处温情动人，开阔处纵马驰骋，是一篇极具俄罗斯文学风味的小说，而这一点也恰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所缺少的珍贵品质。”

    记者：您的写作是从放羊时代开始的，可以说牧羊在您的生命历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有人称您为“最后的牧羊人”，您的这种生活经历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王新军：有位上海作家曾经对我说，他特别喜欢我小说中关于羊的片段，当我的小说中有羊出现的时候，他读着就特别有精神。另一位对我的小说一直进行跟踪研究的评论家也做了一些分析，结果是我的小说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与牧羊有关，至少出现过牧羊的文字片段或者情节。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至于我青少年时期的牧羊经历给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我真的说不清。

    记者：作为甘肃“小说八骏”中最年轻的作家，雷达先生在评论您的文章中说，你“给农耕诗意中滴进了一滴游牧文明的含着沙尘味儿的粗犷颜料”，在你的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做到“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与碰撞的？你觉得“农耕”的诗意在哪里？

    王新军：河西走廊是一个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交融的地方，农业区与牧业区都很广阔，这事实上给了我创作很大的想像空间。有时候劳动并不意味着辛苦，反而能够激发出许多对美的向往与思考。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回首，一抹眼神，一张汗湿的脸，那就是美和幸福。

    作品是衡量作家的尺子

    记者：有人说在您这个时期很多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枯竭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新军：作家的创作会面临一些调整和休整的时期，因为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其实是件体力活，长久的思考与写作对体能和意志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外界对某个作家创作进入枯竭期这一说法，很多时候都是作家的体力跟不上了。对我而言，休息调整的时候会有，但枯竭谈不上，因为我的创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天不在继续。况且我的身体又很棒。

    记者：您对甘肃文学发展有什么看法？

    王新军：甘肃的文学创作，目前势头很好。这与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学院、省作协的重视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对于广大作家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静下心来写自己的东西，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拿出一些能够立得住的作品。甘肃目前有几位很有前途的作家，但谁被看好或者看好谁都没有用，衡量作家的尺子始终只有一把，那就是作品。无论坚持严肃的纯文学道路还是走市场化写作的路子，文坛上都有自己的标准。[NextPage]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是否满意？有人说作家创作的过程就是对自己作品否定的过程，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是哪些作品？

    王新军：2000年的时候，我与自己有了一个约定：每年发表6-10篇中短篇小说。这样的要求严格说是有点高了。但近十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年都为自己完成了任务。因为前些年若完不成这样的创作任务，就意味着已经停薪留职的我没有了生活保障，尽管妻子有一份收入，但花别人的钱心里总不会那么畅快。因此，努力是必然的。这么多年写下来，总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上留下了遗憾，但这样的遗憾，我不认为是对自己作品的否定。

    1970年生于玉门市的王新军，农民家庭出身，任乡文化专干多年。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农民》、《文化专干》、《大草滩》、《民教小香》、《一头花奶牛》、《好人王大业》等长、中、短篇小说120余篇（部）及诗歌、散文近二百万字。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先后35篇（次）被众多杂志转载评介，并有两部中篇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王新军以自己扎根西北农村的朴实而温情的写作风格，被评论界誉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群体当中的代表作家。作品曾获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等奖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2008年被评为甘肃“小说八骏”之一。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