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青
联系采访李欧梵是在六月初。他的香港一位姓张的学生告诉我，李老师现在美国，不过7月份香港书展的时候他会回港做演讲嘉宾。事实上，李欧梵在香港书展期间除了演讲嘉宾，讲《老残游记》以外，还担任了林毓生演讲时的主持人。
7月24日，在主持完林毓生的演讲后，李欧梵转战旁边的贵宾厅，兴致不减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鼓励读书的方式可以是多元的
记者：你是深圳的常客了，除了做深圳读书月的嘉宾外，我还在“物质生活”听过你的古典音乐讲座，在你的书中也发现你经常来深圳小游。能否讲一下对深圳读书月的了解和评价？
李欧梵：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本应该是以商业经济为主。能举办读书月这样的文化活动，我觉得很了不起。内地很多人来深圳是为了理想，其中有很多的文化人。我在深圳读书月做演讲时，听众反应热烈，场面太大了，他们的热情把我吓坏了。我喜欢什么都是小型的，多元的，不喜欢大的，因为大的场面很容易制造明星效应。
记者：深圳读书月举办十年了，和香港书展相比，你觉得有哪些异同，有哪些可以相互补充的？对深圳读书月有哪些建言？
李欧梵：我曾经给芝加哥市市长建议，建议全芝加哥一年只读一本书，目的是带动全城的读书风气。香港书展每年会选十本书，也是带动风气。我觉得深圳读书月可以让大家一个月之内读十本书。让全市不同阶层、领域的人都来读，而且引发多元的讨论。我觉得除了秋天的读书月外，深圳春天可以再来一个读书节，电视台也可以弄一个专门的读书节目，谈文学。鼓动读书的风气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
记者：九年前，在深圳第二届读书月举办第一届读书论坛的时候，你写了一篇《深圳，发现文化动力》。在文中你提到，在你的心目中，这个不到20年历史的新移民城市，在你的印象中也是“文化沙漠”。十年以后，你心目中的深圳文化有什么变化没有？
李欧梵：好久没去深圳了，深圳变化很快。上次去深圳是去参加深圳音乐厅的开幕典礼。
我一直主张深港互动，我觉得最好的项目就是深圳的建筑双年展，和香港互动，各有特色。除此以外，还可以在戏剧、音乐多方面互动。其实作为一个双子城，现在深港两地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只是经济互动密切，文化落在后面。就图书来看，深圳卖简体字版，香港卖的是繁体字，这些都是需要弥合的差异。
理想的书店模式是“书店＋咖啡店”
记者：你曾写过，自己感受到深圳人的购书狂潮，在深圳书城，人潮汹涌，挤得水泄不通，和台湾诚品以品位精粹为标志的特色大异其趣。你理想中的书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李欧梵：我觉得一个城市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书店，光有书城是不够的。我理想中的书店模式是书店＋咖啡店。全香港没有一家咖啡店有书，有的只是杂志。台湾这种书店＋咖啡店的模式很多，像诚品就是，虽然它的咖啡很难喝，卖得也贵，我还是喜欢去。像上一次我在台湾看到一个叫“波希米亚人”的咖啡店，我就冲着这个店名进去了，进去了大吃一惊，发现他们提供顾客翻阅的书架上居然有卡缪和卡夫卡的小说，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书都是附近的顾客赠送的。这种惊喜读书人最喜欢。在内地，上海的季风是一个好例子，我反对任何独大，除了大型的书城外，还应该有经济型的书城，小书城。
记者：你说过，好的读书风气是要培养的，中小学老师责无旁贷，好的书店和媒体上的书评应该是辅助学校教育的两大功臣。那么大学呢？我知道你一直在美国和香港的大学教书，能否谈一下一所大学对一座城市读书风气的影响？
李欧梵：一所大学对一座城市的读书风气的形成相当重要，但不见得有了大学城市的读书风气就好了。像香港有九间大学，但读书的风气很差，很多人看报，看杂志，但读书的人很少。前不久中大校园里有一家小书店就倒闭了。想想看，中大的学生里，每30个人买一本书，都可以维持这家小店的生存，可最后还是倒闭了。但是大学多开几间，绝对对一个城市的读书风气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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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总站在道德学问的高地责问
记者：你认为电子书绝不能完全取代印刷书。但现在年轻的一代都是从网络上阅读，阅读的介质变了，阅读的本质也变成了轻阅读，你在教书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现象？
李欧梵：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应该想办法。多媒体的阅读，电影、电视、网络都是媒介，可以通过它们把读者真正带入到阅读的世界。不能总是站在道德学问的高地责问，而是应该发现正确途径悉心引导。我教书从电影教起，像《生死朗读》可以先看电影，再到图书阅读，做跨媒体的研究，最终回到阅读。像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卖78元，但一场电影就要70元。而且书还可以反复看，我觉得太值了。法国有一个调查，对网上可下载的书、软体书，60%的读者不喜欢，因为闻不到书的味道。生活是折中调整，而不是一个取代一个。我觉得台湾大块文化的赦明义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利用影像演讲网络把传统文化传播到三地。书商可以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新媒介搞一些创意性的东西。
记者：你在美国有三十多年教书生涯，分别在哈佛等六所不同的大学任教，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海外的学生读书风格有什么不同？葛剑雄建议他的研究生不要读新书，你对你的学生又提出过哪些读书的建议呢？
李欧梵：我在国外主要教中国现代文学。我在香港跟学生建议多看一些外国书。中国人很容易自大，多看不同语言的外国书，懂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东西，会让人心态平衡，眼界开阔。还有一个是学生要多旅行。我在台湾问过，一个班里有20多个学生没有去过日本，我给他们的暑假作业就是去旅行。我觉得研究生要看真正的好的经典理论，而不是时髦的理论。那些书往往出得很漂亮，但很多废话，翻一翻即可，可以看得很快。但托尔斯泰你看快就不行，因为每句话都很精彩。本科生要多看与自己专业不同的书。大学四年是建立一个全面的做人知识的时期。我最推崇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他把阿拉伯的细密画写得很丰富，吸引我很想去阿拉伯看画。其实看得越多，就越知道经典的重要性，因为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量。
最好先读历史再看文学
记者：你的阅读习惯和爱好从年轻时到现在有没有变化？
李欧梵：我七十岁了，基本可以做到随心所欲。我逼自己开课，不重复自己开过的课，这样就得大量地读书。我逼自己做演讲，像这次香港书展做《老残游记》的演讲，就得再好好看一遍书，我看得津津有味。我所有的阅读方法都是比较。像白天看莎士比亚的书，看研究莎士比亚的书，晚上看莎士比亚的电影，三个不同的渠道都是讲莎士比亚。还有我看三个不同版本的电影《战争与和平》，回过头来再去看小说如何写。不断地重读、积累，有的重要章节要读两到三遍。还有就是打破原来的顺序，跳着读，对年轻的学生可能不适用。我现在事情太多，每天只有三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尽量早上起来看书，不看电邮，不做杂事，中午不出去吃饭，晚上不去约人。
记者：能不能给一些普通读者提点读书方面的建议？
李欧梵：一些基本的、大家公认的经典，任何人都要读。中国的就不必多说了，像《红楼梦》我看了三遍，一般最少应该读三到五遍。从文学的立场看，我觉得最伟大的小说是俄国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最近终于把《尤利西斯》读完了。我一直看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也很好。《罪与罚》太过激情，我喜欢有历史感的东西。《白痴》如果没有对希腊宗教情操的了解，不太容易读懂。我不看《复活》，说教性很强。我觉得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应该先读历史的书，再看文学书。现在美国很多人在看金庸的书学中文，我反倒主张应该先看一些历史的书。入门的话，钱穆的《国史大纲》是最好的，另外，余英时的文集，吴晗的《朱元璋传》还有陈寅恪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现代文学，鲁迅一定要看。不过我已经边缘太久了，是少数派，未必合深圳读者的口味，这些书单足够了，如果都看完要花很多的时间，肯定会打折扣。
记者：你觉得深圳读书月可以借鉴香港书展的哪些成功经验？
李欧梵：深圳不必走香港这条路，要发展另类书展，搞香港书展没搞的。如果开最佳动画书展，说不定香港会有几十万人跑过去。也可以搞科幻小说展。先找一些另类的读者，说不定全世界有几千人飞往深圳看这个另类的书展。我觉得深圳、香港、珠海和澳门最好四地联手搞一个流动书展，利用地缘优势，可以更互动，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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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简介
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翻看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最新的《人文文本》，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所在：文本建筑、文本电影、文本阅读、文本记忆，四大块也正好是他一直关注的领域。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今年正好七十岁。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又前后任教哈佛十载，最后从哈佛退休。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其著述从《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到《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涉猎颇多。张爱玲也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他自称喜欢所有晚期的东西，像晚唐的诗、晚明晚清的小说。理由是在一个朝代的晚期，它的文化积累一定是最丰厚的，与外在的危机撞击，在这样的背景产生的文学作品一定精彩。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