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滢莹
在很多人看来，作家刘震云是个很“绕”的人，说话绕，写字也绕，兜兜转转之中让人如坠云雾。“新写实派代表”、“越写越艰涩”、“投诚电影圈”……在各种殊荣与质疑伴随着名气纷至沓来时，刘震云却淡然而言：写作并不是多超脱的职业，与家乡的剃头匠、手艺人等职业间并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也没必要把自己看得多高尚。
从第一部作品至今，刘震云的“爬格子”生涯已有20余年。谈自己的写作经历，他喜欢用“拧巴”一词来形容。从《塔铺》、《新兵连》起，包括早期描写官场的系列小说，他对当时社会实际的关注和直白陈述引起了很大反响，一顶“新写实主义作家”的帽子飞到他头上。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由对写作内容、技法的关注转向对于精神层面的思考。《故乡面和花朵》一出，繁复的语言和含混的结构使很多人大呼看不懂，有批评家甚至直截了当地说，看这书的不会超过十个，看懂的超不过三个。而至今，他所收到关于此书的博士论文已有数百篇之多。之后《手机》、《我是刘跃进》等作品在被改编成电影后，对于刘震云的议论越发“多元”，有的干脆说他成了文学的“叛徒”。
“写作这么多年，可以说我是在非议和指责中长大的。我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和到火车站接人一样，总想接到熟悉的朋友，对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说，“他们希望你和过去的别人一样，他们好有一个参照，等你成了‘你自己也不是’的别人之后，他们又希望下一个‘你’，和上一个‘你’一样。我吃‘大家的看法’的亏太多了。这种看法不局限在文体的转换，对文学本身，他们的看法也让我无所适从。”在与主流观念“拧巴”着的同时，生活的“拧巴”也驱使他不断探索着新的书写可能，从《一地鸡毛》的以琐碎写琐碎，到“故乡”等几部作品的用复杂说理，再到《手机》里重返简约……而新作《一句顶一万句》中，小说话语能够表达的含义得到了进一步诠释。
家乡河南对刘震云来说，是个绕不过的主题。故乡不仅教会了他走路和说话，还是他用以丈量世界的罗盘。从世代生活在贫瘠土地的父老乡亲身上，他看到了面对各种境遇的从容，也深刻理解处于“细节”中的乡土生活。《一句顶一万句》中，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了寻找一个知心人，说一句知心话而浪迹天涯，在他们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探究存在于民族性格中的“集体孤单”成为小说的写作主题，而这种孤单恰恰来源于他对于乡亲们的理解。“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而我觉得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他感慨道。
对于不少知识分子在乡土题材写作上的“俯视”态度，刘震云颇有微词：“一写到劳动大众，就主要写他们的愚昧无知，百多年来不变。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在他眼里，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是细碎、平凡的，这本是生活的主体构成，不该以偏颇态度外加渲染。
有人说，刘震云的小说充满“刘氏幽默”，仔细研读之下，却不是字句幽默，也并不是道理幽默，而是那些欲言又止的东西特别有趣。这种信手拈来的幽默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而他本人对待“幽默”的态度却严肃得多。“幽默是存在于真实中的荒谬，而这种荒谬又存在于千百年来的中国人性格中，可以说，中国人是最幽默的民族，但这种幽默确实是从血泪中来。”在他看来，民族性格中表现出的乐观很值得研读，比如经历灾难后，东方人选择忘却，这与西方人的思辨和追问完全不同。“我们的许多地方志上会记录灾难和受灾人数，那种简单和绝对平静的口吻很难让人联想到惨痛的灾情。”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将话语与新闻片段进行剪接，以主人公与乡亲间的“闲聊”不动声色地重现历史，刻画了他对河南饥荒的深刻反思。
在他的小说里，“绕”的不只是语言，朝一个方向出发后，离目的越来越远的情景时有发生，一个事由往往揪出许多纷繁复杂的麻烦。当被问起这样写作的缘由时，他却又谈起东西方在处理问题上的思维差异：“西方人除了YES就是NO，而我们在处理事情时，YES和NO之间往往有30公里的灰色地带。就是因为这么大的灰色地带，任何简单的事情到了我们手里，就会复杂无比，这是很有喜剧性的，如何把这种效果在小说里体现出来，是我一直琢磨的事情。”而对于鲁迅曾表述过的“精神胜利法”，刘震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民族性格里有这种‘躲避性’，它渊源长久，并在各种渲染中显得很有喜感，但很多人却不自知。写作者要做的，便是把这种‘躲避性’揭开来，告诉世人，这才是最真实的一面。”
《一句顶一万句》问世后，各方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小说是刘震云“最成熟大气”之作，也有人在觉得他倒退进生活的细节中。面对各种评价，他显得很坦然：“只能说，我慢慢在接近我最好的东西，它可能在那，但是我还没找到。”在自己的作品之外，他也谈到对好作者的看法：“应当首先是倾听者，能够尊重并如实展现自己笔下的人物，而对于生活的思考、对生活背后道理的感悟也是写作者所应当具有的能力，宏观空泛地谈历史、社会大框架下的故事并不一定有好的收效。”在他眼里，好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于常，需要用不同的话表述真实世界，尽管这种不同常不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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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起最近的写作时，刘震云笑言想要脱离“乱枪打鸟”的状态，并表示想在整体关照生活、自己、文学三方面上作进一步的努力。他透露，暂定名为《我叫李爱莲》的新作将对女性视角做一尝试，而李爱莲恰好是他早期小说《塔铺》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或许更有意思。”他卖了个关子，“时间可以改变一切，23年后的李爱莲又会在时间与周遭的改变中成为什么样的呢？”
与自15岁就开始的长跑一样，刘震云对于小说的探索并不在意结果与所能达到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能达到的健身效果，而是跑的过程中享受到的乐趣。跑步也好，写作也好，我还希望走得更远，看更远的风景。”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