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1940年巴黎被德军占领以后，加缪开始构思《鼠疫》的故事，他希望以寓言的形式，描绘出纳粹如鼠疫病菌般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在加缪看来，那时的法国人（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处于德军强权统治下，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1942年加缪肺病复发，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不久后德军进占法国南方，他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番切身体会促使他创作了《鼠疫》中的记者朗贝尔。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加缪把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写道：“国人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最终体现在小说《鼠疫》中，加缪以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尤其刻画了法国布尔乔亚阶层在二战这场浩劫中，感情上经历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他在作品中习惯于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鼠疫的爆发地点，但这座物质文明发达，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依稀是法国社会的缩影。
   
    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以及地中海沿岸绚烂奇幻的画面。《鼠疫》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加缪自《局外人》以来的哲学观点，即现实本身不可认识，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但二战中铭心刻骨的经历毕竟让加缪重新思考“生存”和“存在”，他自己这样总结：“《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
   
    《局外人》中莫尔索和《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态度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对母亲亡故以至自身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时常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在他的大半生中，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立场，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不能解决社会生存的矛盾时，痛定思痛，他转而回归了传统的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生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