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着“文革”共同记忆的好几代中国人来说，十年噩梦，一朝醒来，惊怵之后，“中世纪”确实是一个容易唤醒的概念。经历过那一时期的好几代中国人，在东方的“文革”和欧洲的“中世纪”之间找到某种关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走出中世纪》在20年前就不是一本可以拿来当作时髦谈助的“伤痕”类书。它非常耐读，是专业书，主要的读者还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复旦大学的学生都知道，
《走出中世纪》确实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其中的观念和史实，编织得非常细密，需要相当程度的思想兴趣和学术训练才能慢慢进入语境。当然，一般读者也能凭着人生的阅历，从本书饱含热情的文字中悟到些什么，但要领悟到更深的意义，先要熟悉近四百年来的明清学术史。书中“匪夷所思”一篇，是周围很多朋友都喜欢咀嚼的，每一条文字都约到最简，其中包涵的学术意蕴，需要自己用功力去发掘。例如，第一条“徐光启”说：“他(徐光启)向利玛窦问了西方政教，便想赴欧洲亲自考察一番。没有成行，那不是他的过错。假如他真的去了，又回来了，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呢？”在“文革”后的学术界，这是个很突兀的问题。要知道，1983年国内学术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的时候，很多学者还在回避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掩盖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连徐光启从上海到过澳门，见过西洋人的事实都加以否认，生怕一位中国的爱国者，和西方天主教会扯上后就有损形象。
整个1980年代，
讲授就是写作，用写作的精神来讲授。这种精神，注重探讨，不计功利，古人称之为“述而不作”。如今，这种古人精神被计算“论文数”，强调刊物“权威”、“核心”级别的学界所抛弃，却还在《走出中世纪》这样的“札记”类著作中保留着。《走出中世纪》瑰集的多是真知灼见的“笔记”、“断想”和“考证”，没有一篇是高头讲章式的“论文”。出版后，在一次“谈学”中，我问过
最近20年里，学术界的“论文”产量大幅度提高，学术行政单位所属各级学术刊物的学术声誉却渐渐破产。因循、重复、剿习、抄袭、卖版面、吃作者、榨基地，各种各样的丑闻层出不穷，究不胜究。相反，倒是出版社、报社和一些公众型的刊物为了兼顾读者面和发行量的考虑，刊发着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像
转眼之间，《走出中世纪》出版已经二十年了，离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代的结束，也已经三十年了。这二三十年里，好几代的学者努力“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语)，“走出文化封闭圈”(张隆溪语)。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换了人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会既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都不言而喻。但是，变化的方向是否真的如当初学者们的设想，当今中国的现状是否真的已经不再“封闭”，是否真的完全不需要再对“中世纪”怀抱忧虑，这些都是大可怀疑的。
中西悬隔，时空跨越。一种历史，比如说“中世纪”，不可能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中重复开展。换句话说：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中世纪”天然不同，拿欧洲标准量世界，保持“西方中心论”，当然都是肤浅的。但是，以中国历史学问为根基的学者讲“中世纪”，天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必由“反西方中心论”者来提醒。
（编辑：李柘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