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铮
 
 

    日本当代摄影家荒木经惟以其过激的性表现引起西方艺术界的广泛注意，其作品从1990年代起开始频频出现在西方艺术现场，被人称为西方艺术界的“当红炸子鸡”。即使在中国艺术界，也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个名字。但是，与其说荒木经惟的摄影是个艺术现象，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来得更为恰当。

    说荒木经惟是个有着三头六臂的人决不过分。至今为止，他以一年十几本的速度出版了近两百本摄影集，其中许多多为文字与照片混杂在一起的所谓图文书。作为一个在世的摄影家，他在1998年由日本著名出版社小学馆出过12卷本的《荒木经惟摄影全集》。他还每月同时在几家杂志（并不是摄影杂志）开设他的摄影专栏，向荒木经惟的爱好者同步传送他的日常生活情况与作品。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工作，已过六十而耳顺之年的荒木经惟却始终神闲气定，生产照片的速度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而荒木经惟自己在这种近乎疯狂的高速运转中成为了日本大众社会中的一个别具特色的个人传播媒介。尽管他自己谦称只是一个“小小的媒介”。为了使自己容易为人识别，他对自己的形象作了精心的设计。一身红衣或黑衣、木屐、黑色太阳镜、向两边鬓角翘起的发型，一撇淡淡的八字胡子，总之，他给了自己一个猫一样的造型，而且性情也如猫一般，我行我素，只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荒木经惟还自称“写狂人”。日语中摄影一词为汉字“写真”，所以“写狂人”即意为“摄影狂人”。在日本这样的社会里，以狂人自居者实有自绝于社会之虞，但大众对荒木经惟的“狂”居然不以为忤，而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他的这种别出心裁的、与日本人的处世传统、与现下的社会规范完全不合的形象设计，加上率性而为的自大，却使他获得了为日常规范所苦的、有心越轨却无胆实行的城市庸人们（相对于他的颠狂）的青睐。在人们接受他的形象，承认他的狂放的特殊性后，他的艺术无政府主义也就同时获得了一种合法性。日本社会以他为一个例外，宽容地接受了他。所以，对荒木经惟来说，特殊性就是合法性。

    然而，在荒木经惟佯“狂”时，他其实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一次对谈中，当对方将一些通过摄影来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的美国摄影家如南·戈尔丁、拉里·克拉克与他作对比时，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是不诚实的。说老实话，我是不太认真的。”也就是说，与那些将摄影视为自己人生的一根救命稻草的人相比，他对待摄影的态度没有那么严肃。摄影于他是一种游戏，他通过摄影这个游戏手段来与人生周旋，参悟人生。他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在自己的问题无法解决时会与摄影同归于尽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不诚实”。然而，他却又如此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不诚实”，你能说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吗？在日本这样的以谦逊为好的社会里，荒木经惟作为一个异数却如鱼得水，这除了说明他深谙日本社会的游戏规则外，也说明日本社会其实也需要这么一个“另类”来点缀它。

    看荒木经惟的摄影，人们会发现他是一个不断制造话题，整日里不倦地周旋在各种女人之间的摄影家。他与一个又一个的女子合作，为她们拍照，而且许多是裸体照片，并将这些照片结集出版。而他的这些“情事”（荒木经惟语）发生的背景则常常是在那些非常简陋、简朴的日本式和室里，在这种充满了“日本趣味”的空间里，他每天上演着热闹无比、真假难分的摄影恋爱剧、闹剧，然后又以摄影集的形式向公众传播，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荒木经惟冲击波。

    从他的摄影人生看，荒木经惟的生活看上去好像非常喧闹，是一个好“摄”又好“色”的“摄淫家”。但是，如果细看，我们会发现他的摄影的骨子里却也透露出一股凄凉。在他的称之为“60岁的墓碑”的厚达1000页的《荒木》（2002年）一书中，他将摄影定义为“性爱与死”（eros and thanatos）。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性爱与死不是两个对极，而是在性爱的当中包含了死。因此，无论如何‘死’是必要的。因此，我的照片一定会有‘死’的气息。”虽然定义摄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荒木经惟的这个定义却还是抓住了摄影的本质，非常精辟。他的泛性的态度与眼光，虽然将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都贬低到了动物本能的层面，但当一切都是性之后，其实一切也都因此最终就具备了超越性的羁绊的可能性。荒木经惟以他的摄影，向我们展示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生与死紧密交织的事实。他的享乐主义式的人生态度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生的大无奈与死的大恐惧。在照相机快门释放的无数瞬间里，他求得一种暂时的逃脱与麻醉。摄影于他，其实才真是一根救命稻草，一个救生圈。

    对于荒木经惟来说，性是他的摄影的关键词。他时而人为营造一些事件，将女人们安排在一种充满悬念的气氛与空间中，将自己的各种想象投射在她们身上，时而将她们作为都市的隐喻，用她们的身体与都市各个部位比照并置，使人体成为一种与都市相互参照、互为文本的影像文本。他时而以一个忠诚于自己妻子的形象来制造一个浪漫爱情的神话（田中直人扮演摄影家，中山美穗扮演妻子的电影《东京日和》就是以他们夫妻两人合写的书《东京日和》为蓝本），时而又以最为淫秽的角色出没在他的照片里，出现在自己的摄影集中，自己打破自己制造的幻象。但不管他怎么变身幻化，女性在他的镜头里总是宿命地成为男性情欲的指向对象，并通过他的影像生产转化成为可以大量消费的物质。对此，日本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家笠原美智子造出一个汉字词汇来形容以荒木经惟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摄影：“视奸”。即男性摄影家通过照相机的取景框，用视线对女性施暴。而当这样的“视奸”影像通过大量出版的摄影集与杂志向社会传播时，那么这种“视奸”就不完全只是某个个人在密室中的个人“情事”了，而是具有了一种满足共同幻想、集体纵欲的特征的集体性的“视奸”。而女性在这种视线的社会传递中成为了一种被消费的物质也就成为了一种既成事实。

    荒木经惟是一个真正认识到了摄影的实质的摄影家。他认为摄影只是对现实作“复印”然后传播的手段。大量生产，大量传播，大量消费才是最为符合摄影这一消费社会的视觉方式的。照片只有在被不断地生产，不断地消费的过程中才有其生存价值。因此，他深知只有大量出版的方式才能把女性作为一种欲望消费的物质源源不断地传递给社会。所以，荒木经惟的照片并不刻意追求所谓的艺术性，他的照片的视角既不奇怪，构图也不以精妙取胜，他的照片表面看往往着笔平朴，甚至经常会有让普通人看之后也会心生不过如此的感觉。然而，一旦这些照片经过荒木经惟的巧妙编辑，就显出了它们的魅力。他可以将两个不同语境下的照片安排在一起，结果使两张本来并不起眼、互不相干的照片因了相互竞争却又相互声援的关系而顿然焕发各自的光彩。从某种意义上说，照片于他只是词汇而已，他用大量的照片来将自己的观点具体化，用大量的照片来组织他的叙述。他的摄影的基点不是在于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慢慢“欣赏”，而是在于像漫画似地被快速的翻阅，而与快速翻阅同时发生的是抛弃，这就保证了影像的不断生产的可能。因此，不以“艺术”为目标是荒木经惟所做出的根本决定。这是一个完全参透了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的摄影家才会有的决定。对荒木经惟来说，艺术始终不是他的问题。他尽力避免他的摄影给人以“ 艺术”的印象，努力降低他的摄影的艺术门槛。在他这里，不存在摄影是不是艺术的问题，问题反而成了摄影要不要艺术的问题了。然而，奇怪的是，当他不以艺术为意时，却被艺术界承认为艺术大师，成为当今艺术界的烫手人物。也许，这是只有摄影才会有的奇迹。

    按照日本文学“私小说”的说法，荒木经惟将自己的摄影称为“私写真”。的确，他的摄影不是如传统的纪实摄影那样直面社会现实，而是通过自己的私人生活的高密度的记录来展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性。他的摄影的社会性是以一种自然溢出的方式来体现在他的照片中，而不是如纪实摄影那样意图明确地要求我们观看并接受拍摄者的某种立场。荒木经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我不是拍摄社会与时代，我是把自己与之交往的人看成‘时代中人’来拍摄，这么一来，‘时代性’总会出来一点的。”他将高度私人化的影像与众人分享，以此模糊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界限，并把对私欲的渲染与窥视转化成一种公开化的、正当性的要求。这么一来，当“私的”不断暴露而不成其为“私的”的时候，则“公的”也失去了其与“私的”的相对合法性。他的摄影因此推动了日本社会中的私欲外化的泛滥倾向。

    然而，荒木经惟的照片中的社会性却又往往是不可靠的。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是半虚构半纪实的。他既有以新婚生活为素材而拍摄的《感伤之旅》这样的以真实生活为题材的摄影集，也有以《浪漫写真──我的爱丽丝们》、《荒木的东京色情日记》、《荒木经惟的情欲乐写》这样的名字为书名的摄影集，展现他与各色女子的种种关系，与人以一种情场老手的印象。而当他的妻子阳子1990年死于癌症时，他还把他妻子去世前后的过程以照片记录下来，结成《感伤之旅·冬天之旅》的摄影集出版。他用这种将私事与公众分担的方式，使自己克服面对死亡时所感到的孤独与恐惧。因此，荒木经惟的“私写真”其实始终是一种开放的、公开的摄影活动，在不断的展露和与公众的对话中，他的“私写真”获得了一种公共性。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巧妙地以“私人性”来获得公共性的摄影家。

    荒木经惟就是这样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制造许多视觉悬念，让人们在这种似是而非、似真似假的画面里失去对真实的敏感度，也同时失去对虚构的警惕性。从他的虚构中，人们也许可以寻找到真实的现实感受，而从他的真实中则可以获得虚构的艺术享受。而所有这一切，却又是透过摄影这个看似最为“真实“的媒介来达成的。其实，对于荒木经惟来说，虚构与真实是具有同等的意义的。纠缠于他照片中的事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其实毫无意义。他的照片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时又都是不真实的。他以这样的方式打破对真实的幻想，将真实与摄影的必然的想像纽带一刀切断。而这也许是他的摄影对讨论“何为摄影”的最大贡献。

    在荒木经惟的摄影集中，有很多冠之以《××日记》的摄影集。的确，荒木经惟拍摄照片就像记日记似地，天天时时地照相机不离手，把发生在他眼前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日常生活先是被他稀释在无数的照片中，然后又在经过虚实难分的高超编辑后又以摄影集的形式还原成一种看似真实可信的生活。这是他一贯的摄影方法。严格地说，日记是一种私人性的记录，文体自由，没有开始，也无虑如何结尾，记事往往拘泥于细节，听凭直觉走笔，既是连续的又片断的，开放却又密集，始终处在一种进行时态。日记的这种特性似乎天生可与将世界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摄影媲美。而那可以把日期任意打印在胶卷上的袖珍照相机了，实际就是日记的视觉变种。而在整理这些日常片断时，他随意地放弃一些瞬间，打乱一些瞬间的排列次序，甚至把照相机的记数器调节到并未来到的将来，他用这种将时间、同时也是将事实任意组织编辑的方式，编辑自己的生活，使之真假莫辨，使之神秘化。更有趣的是，荒木经惟也不惮公开这种对真实的“做手脚”，甚至公开出版了名为《荒木经惟的伪日记》这样的摄影集，让人与他分享篡改事实的快乐。他的这种对待事实的态度，实际上都触及到了摄影的一些本质的地方，对摄影的真实性神话作了最直观的解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摄影不仅仅是对他所见事实的记录，也是对摄影本身的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荒木经惟的摄影是关于摄影的摄影

    在日本人的眼中，“天才荒木”（这是荒木经惟给自己起的绰号）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尤其是在男女关系方面无所不能的“天才”。对于为繁忙的日常生活所羁绊的日本白领大众来说，在他们的行动能力、想象力被繁重的工作与沉重的生活所大为降低的同时，他们对荒木经惟的摄影的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因为就是这个三头六臂式的人物，出现在一切他们想去而又不能去的地方，尝试了一切他们想尝试而没有机会与精力尝试的事物，触犯了一切他们有时也想触犯的禁忌。而有了荒木经惟，他们的幻想就会有代理人代为实现，一切都变得安全多了，他们只要出钱买本杂志、买本摄影集看看照片即可，既不要付出太大的经济代价，也不要担任何道德上的、法律上的风险。荒木经惟成为他们的纵欲幻想的代理人，他们在荒木经惟的世界里获得一种短暂的解脱。而这也许就是他的摄影集会始终热销的原因之一。

    荒木经惟的照片深受传统悠久的日本色情文学与艺术的影响。浮世绘春画是他的摄影的一个主要资源。“日本趣味”是荒木经惟的摄影所刻意营造的标识之一。身着和服宽衣解带的女人，设计简洁的和室，一尘不染的榻榻米，这些意象可以说直接出自浮世绘。如同浮世绘在十九世纪在西方的成功，荒木经惟的当代浮世绘摄影也在今日西方名重一时。他以“日本趣味”为利器，把日本文化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他者”加以量产化，当代化。他的照片因此就成为一种跨国界流动的文化产品被西方世界加以接受。尤其是在当今多元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表面上有着现代日本的社会元素，骨子里却又是散发着典型的江户情调的照片确实是一个大卖点。荒木经惟的这些照片在日本与西方两头讨好，游刃有余。对内，它足够满足日本国民的集体意淫的共同幻想，对外，则提供了满足西方对东方的异国想象的文化产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异国情调置换掉了诸如“性别歧视”等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火力。文化如何转化为一种符号，一种意象，成为一种消费品，消费如何与文化结合，这样的问题在荒木经惟的摄影中有着比比皆是的生动案例。

    除了性以外，都市始终是荒木经惟的一个重要题材。在他漫长的摄影生涯中，曾经有二十多年时间几乎没有出国。他只是呆在东京拍摄照片，而且他也不太到东京以外的地方去，基本上一直以东京为他的照片的主题或背景。荒木经惟不像其它摄影家那样，喜欢以摄影的借口远走他方，希望从陌生地方给出的第一印象的刺激来炮制耸人听闻的影像志异。对荒木经惟来说，东京是个隐藏着无数灵感、动机与故事的地方。他急切地以摄影来追寻东京的发生的一切。正如日本美术史家，也是首先将荒木经惟的摄影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加以学术评论的伊藤俊治所说的，东京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地方，是一个始终在推倒了重来的、反复建设的、永远充满了活力的地方。面对如此变动不居的都市，荒木经惟也许只能以不断的关注才能对它的变化有所把握，才能涵盖它的快速发展与变化。他与东京这个都市怪兽的关系可说是以动制动。他从东京的变动中吸取活力，而他又以他的充满了活力的影像建构起东京的形象，成为东京活力的一部分。而从荒木经惟的高产来看，也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唯有东京才能出现的奇迹。他以似乎根本来不及感伤的速度来用无数的照片来包围东京这个庞然大物，但这种速度本身，这种急切本身就是感伤的另一种形式。他在不断地与时间竞争，与毁灭赛跑，以自己不断拍摄的照片与都市里的新生事物争宠。[NextPage]

    荒木经惟与东京这个充满了诱惑的城市调情，他既被这个都市无可救药地引诱，也奋不顾身地用自己与自己的照片来主动引诱这个都市。而在他与东京调情时，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但这种旁观并不是冷静的旁观，而是一种推心置腹的旁观，一种完全了解的旁观，一种赞赏的旁观。而东京同样也是一个旁观者，看他如何在东京这个大舞台上演出。因此，他与东京的关系可说是一种相互观察、相互鼓励、相互欣赏的关系。在与这个都市的视线的来来往往中，他与都市展开绵长的对话，成为都市的摄影知己。

    荒木经惟于1940年生于东京的台东区。他的父亲是一个制屐匠，但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３年期间，他就读于千叶大学工程系摄影印刷工程学专业，专业方向是摄影与电影。在读大学时，荒木经惟就以一组表现了一个顽皮儿童的作品获得了第一届“太阳奖”摄影奖。太阳奖是由著名的《太阳》杂志（已于２００１年停刊）举办，以鼓励初出茅庐的青年摄影新人。从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的摄影部，担任专职广告摄影师。１９７１年，他与同在电通公司工作的打字员青木阳子结婚。在新婚旅行后，他擅自动用公司的复印机，制作了记录两人新婚旅行的复印摄影作品集《感伤之旅》（限定１０００册）并广为散发，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在日本摄影界登台亮相，引起广泛注意。１９７２年，他被当时日本的现代摄影风潮所激动，毅然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摄影人。到目前为止，荒木经惟已经在维也纳、佛罗伦萨、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举办过大型展览会，是目前日本最具国际影响的摄影家之一。

    (编辑: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