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陈伟静

　　受访者：周春芽

　　1977年中国开始重新恢复高考，他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大学期间所创作的《剪羊毛》曾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八十年代中国开启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留学浪潮，1986年他远赴德国留学。周春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社会大的变动，复杂的经历是老天赋予这一代艺术家的财富。

　　当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都在关注西方前卫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时，周春芽却在德国看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优势。90年代归国后，周春芽没有再画藏族题材的作品，转而画起了《石头》、《绿狗》和《桃花》，从创作题材到创作风格都与80年代形成极大反差，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2015年10月16日，“始终是开始”周春芽新作展登陆澳门艺术博物馆，近两年创作的十余件作品首次集体亮相。“‘始终是开始’我希望是一个新的面貌呈现。”这几年周春芽没有再画“桃花”、也不见了“绿狗”的踪影，十余件新作中不乏“园林”、“松石”、“四王”、“四僧”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或许看其表面，大家都以为他是走了一条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子，但究其根本，他说自己所关注的是经久不衰的自然与人性话题。

　　“好个‘旧曲翻新唱杨柳，颠倒古今如梦中！’在我们这代人中，春芽最少受制于文化与思潮的蒙蔽与束缚。当代艺术中强调的文化和语境，是一种暂时的正确，与流行和趋势脱不了干系，往往事过境迁始乱终弃。真正的个人性，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春芽的画，20年前是好画，20年过去再见时，仍是耐看的好东西，这就是好画家的直觉与感性，不用讲太多的道理，所以他笔下的石头、狗儿、桃花、亭园都没啥道理好讲。平凡的景象经他的手感笔道，点石为金全盘皆活。”从叶永青看到周春芽新作后再微信朋友圈里写下的感叹中，我们尚可对其新作略知一二。

周春芽《亭台楼阁》 200X250cm 布面油画 2015

　　“开始”是变化 不变的是人性

　　记者：展出的这些作品都是为了这次展览创作的。为这次个展准备了多长时间？

　　周春芽：两年之前，澳门艺术博物馆邀请我做这个展览，然后我就开始想怎么画，想了很久，后来去收集素材，今年一年差不多都在画这些，也闭关了几个月。一共展出了12件油画作品和一件雕塑，除了其中一幅作品在台湾关渡美术馆展出过以外，其他都是从未展出过的。

　　记者：“始终是开始”这个主题是策展人冯博一和王晓松提出的，您怎么看？

　　周春芽：“始终是开始”我希望是一个新的面貌呈现，也不知道这个面貌的对错与否，进步与否，总之我希望是有一些变化的。这次是一个新的体会。这种变化并非故意，是一种自然而然，只是根据我的习惯、生活的经历，根据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方式自然而然的变化。观众总是习惯看已经出现的东西，对整个艺术都是如此，他已经习惯了审美经验，一旦你有了新的变化，他们就会感到不适。但其实艺术家是应该走在观众前面的。

　　记者：《园林》系列的很多元素都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里面，您这几年比较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

　　周春芽：从德国留学回来，我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平常很喜欢看一些中国传统绘画的画册，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了解那个时候的一些生活方式。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习惯于关注西方的美术史，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直到后来的各种流派变化。但对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壤却不够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不感兴趣。但有一些文化的方式不管你是否愿意了解，都是潜移默化的存在于中国人的骨子里的，中国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艺术行为不自觉的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历史积淀下来的那些东西都是成熟的，但这条道路有些矛盾，寻着这道轨迹往下走其实是比较难的，需要足够的勇气。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什么东西最吸引您一直关注它？

　　周春芽：中国传统绘画很纯粹，不受任何影响。过去的历史中，中国整个社会的战争和社会问题不断、动荡较大，但艺术的方式一直都是坚守的，一直在独立的领域里发展。虽然时代的环境、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艺术家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会体现在他们的绘画上，但在题材和手法上，艺术家的变化并不明显。像“四僧”算是比较改革的，“四王”属于比较保守的。我最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有一些题材和方式是经久不衰的。

　　但你生活在当代，又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的艺术家的方式在创作，很多艺术家在走这条路时，就是按照古人的方式画一模一样的东西，仅仅就是复古，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样的艺术也不会往前继续走。

　　记者：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跟那个时候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

　　周春芽：很多人是这样说，但其实截然不同的只是表面。现在住的是高楼大厦，以前住的是茅草棚，现在坐的是飞机，以前是骑马，但人性本身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依旧有头发，依然穿衣服，只是服装造型不同了，发型变化了。大自然没有变，生儿育女、爱情这些都没有变，人性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鉴“四王” 爱“四僧”

　　记者：您这一次关注《园林》系列是不是也去考察了苏州、扬州这样的一些园林？

　　周春芽：最近三年我常去扬州、苏州，为了准备这个展览，我连续三年“烟花三月下扬州”，搜集一些素材，找一些体会。其实花开得最繁盛最美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半个月，很多人都愿意去，那个季节的扬州很舒服，古代的很多艺术家都在扬州生活过。你去这个地方能找到非常鲜艳的花，它的桃花开得很妖艳，特别大朵儿，品种也很多。跟四川的桃花不一样，四川的桃花很现实，花不一定是最好看的，但桃子一定是很好吃的。

　　记者：主要是收集了那些素材在新作里？

　　周春芽：我这次展览的作品里的一些景点、石头、花草，或是局部的某一个角落，都是有具体出处的，包括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片石山房，还有石涛修的假山。我这次在瘦西湖旁边还看到绿头鸭，这是意外的。突然想起很多古代画家画了鸭子、鸳鸯，画了石头、树……但古代是没有色彩对比的，我这次算做了个借题。

　　我还画了一幅《仿石涛》，把石涛画的坐着的人变成了我自己坐在那儿。以往看石涛的画感受颇深，石涛算是那一代艺术家里想法比较多的，他画人坐在一棵树上，那个时候这种想法是很独特的，即便在当代艺术里也是比较独特的。我常看他的画，这次画《仿石涛》也有跟他对话、向他致敬的意味。

周春芽《仿石涛画》 200x150cm 布面油画 2015

　　记者：除了石涛，您也借鉴了一些“四王”的精神性内涵？

　　周春芽：90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读“四王”有感》，“四王”在当时的绘画里是保守的，王时敏、王晖、王鉴、王原祁四人讲求经营，反复经营构图，特别合乎他的绘画逻辑。而石涛、髡残、八大山人、渐江“四僧”算是比较革新的，其实“四王”、“四僧”之间的区别并不大，那种区别是很微妙的，与现在的艺术家不同，艺术家的思路一样，但画面的差别特别大，甚至是不同的媒介方式。“四王”的精神在于经营，一点点儿完善构图，慢慢琢磨，很精细。现在很多艺术家做一些东西感到不成功就迅速换一种形式，其实有一些东西需要慢慢去做，最后做出来说不定也有艺术。

　　但其实我内心是喜欢“四僧”的，“四僧”寻求打破常规，从构图到题材，四人风格各异：八大山人画的鸟、树、石头都很简练，表象简练背后却有着深厚的功夫；髡残的画很野，用笔粗放；石涛的特点是怪，有点儿诡异；渐江的画则较纤细。

　　色彩是独立于所有艺术形态之外的

　　记者：虽然这次画的东西以前也有关注过，但是这次新作与之前的风格有所变化。

　　周春芽：2000年之前我画《绿狗》，2000年画太湖石是因为当时我的狗死了，之后的一年半我都不想画狗，看到狗心里十分难受。我去苏州散心的时候看到这些太湖石，当时觉得太湖石本身很刺激，太湖石又称骷髅石，造型怪异。当时我还在骷髅石中间画了一些红色的土画起来像血一样，但当时我并没有想画血，我只是突出了土的红，与太湖石本身灰色调有些许对比，画了差不多十几张。后来我去学院办讲座还有学生的提问：周老师你的太湖石里边有血腥的、色情、暴力，但其实我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想。当时只考虑的是把重心放在画太湖石本身造型刺激的一部分，当然也没有考虑到园林。这次我不再单纯关注太湖石本身，而是思考太湖石在情境里边该置于什么位置？如何经营整体画面构图？

　　记者：从个体到置身于整个情境的这种变化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周春芽：可能跟我的心情有关系，我的创作、题材的变化跟我的生活方式、经历、情绪是分不开的。2000年之前画的绿狗很刺激，狼狗本身是很凶猛的，加上奇怪的绿色给人一种进攻性，绿狗是倾向于暴力的。突然转向太湖石的时候也会有进攻性的因素在其中，所以当时会关注太湖石造型本身的刺激，这是潜移默化的。现在的心境与当时不大一样了，现在有点儿游山玩水的意味，更想表现一些很安静的东西。

周春芽 《太湖石与花》 200×150cm 布面油画 2015

　　记者：之前太湖石是红色，现在的石头紫色占了很大一部分。

　　周春芽：这个倒是意外，跟当时画绿狗一样，我偶然发现狗身上的一些绿色，画出来后感觉很刺激，并非故意把狗画成绿色。同样我并没有刻意设计紫色，2012年开始画《豫园》系列的时候我发现阳光照射石头的暗部时，紫色比较多，我只是把紫色夸张了一些，也可能跟我当时的情绪有关，紫色是比较中性的颜色，不强烈也不冷淡，略微诡异。还有人说我是因为儿子叫紫岩，才特意画的紫色，其实恰恰相反，我是因为画了紫色才给儿子取了“紫岩”这个名字。

　　记者：不同的颜色是否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或者是不同的感情？

　　周春芽：我的所有哲学、问题、思想、情绪都表现在色彩里，色彩本身就是独立于所有的艺术形态的东西，色彩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它不需要表现什么东西，也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色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是对色彩比较敏感的艺术家，很多艺术家对线条比较敏感，也有艺术家对色彩、线条都不感冒，重要的是表现有政治形态的或是社会问题。但我认为色彩是单纯的，比所有的政治问题都重要，即便再过一万年不再有所谓的社会问题，但色彩还是会延续下去。

周春芽 《瘦西湖春色》 250×200cm 布面油画 2015

　　在西方艺术里学会“发现自己”

　　记者：以西方艺术语言的方式去表现中国传统的精神内涵是不是与留学经历有关？

　　周春芽：我们这代应该算年纪大的艺术家了，这代人的社会阅历很丰富，我们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时代。从一个封闭的、对西方一无所知却又打破本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到突然的开放，甚至出国了解、学习，我们看到了很多艺术的可能性，然后再回来“补课”，再重新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实际上这种心理过程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就使得所表现的东西看起来很丰富，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丰富，还包括内容和其背后的意义。

　　单纯从技巧上讲，年轻的艺术家们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他们掌握艺术手段的能力非常强。但两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是无法比较的。就如很多国外的艺术家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又经历了战后冷战，这是历史所给予的，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是一种机遇。

　　记者：在这种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您所关注是文化、精神、人性，在西方的艺术语言里探寻的是什么呢？

　　周春芽：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东西，但我真正学到的是“发现自己”，是坚持自己的个性，并非他们所采取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艺术家眼中并不十分重要，80年代之前中国艺术家是没有个性的，是服从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艺术家仍然习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学习新的东西。东西方艺术家对事物的观察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并没有强调这种独特。这是我在国外学习的最大收获。

　　其实在国外留学的生活很难很艰苦，虽然没有所谓的平等，但西方社会从人性而言是很尊重中国人的，他们很尊重中国文化，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他不同，并且有非常多可取之处，这也是我回国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在与你的思维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度时，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有很多文化、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优势的。

　　记者：这次展览还编了一本您的书信集，是您当年留学德国时写给国内好友的信？

　　周春芽：国外的生活很孤独也很寂寞，写信是我唯一的乐趣，所以那时候写了很多封信，主要是写给张晓刚、吕彭、栗宪庭三人的。我不知道你看了信以后有什么感受，我后来再看这些信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这些信也像是写给我自己的，对社会的看法、对艺术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全在其中。

　　记者：这个系列会继续往下研究吗？

　　周春芽：说不清楚，马上要画一张300cmx900cm的大画，是为明年蔡国强在多哈美术馆做的一个展览准备的。但我还没想好要怎么画，蔡国强作为策展人比较希望我画《桃花系列》，他想“引爆”我的桃花，这个很刺激，我已经开始兴奋了。

　　完成这张大画以后，我可能还要去浙江、江苏和皖南走一下，找一些感觉。因为我母亲是浙江人，所以我算是半个江南人，骨子里还是比较喜欢江南这种细腻的生活节奏的。我很想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不画画，仅仅是去江南感受自然，了解生活，边走边思考，然后再想怎么画的问题。严格地讲，我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想走一条传统的路子，我想关注的还是当代社会中的人性和自然，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状态是经久不衰的题材。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