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达利基金会所藏达利1947年布面油画作品


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执行长胡安·M.萨维拉诺

　　采访者：姜岑

　　受访者：胡安·M.萨维拉诺

　　继去年成功举办“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之后, 今年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又将于11月5日举办“跨界大师·鬼才达利”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展。展览由K11 Art Foundation与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Fundació Gala-Salvador Dalí）联合主办。据主办方介绍，卡拉-达利基金会是艺术家达利本人亲自创办的基金会，负责管理达利戏剧博物馆（Dali Theater-Museum）、达利卡拉城堡（Gala-Dali Castle）和达利李家港美术馆（Salvador Dali's House），以及包括知识产权和著作权在内的艺术文化遗产。如今，基金会肩负着在世界各地推广、扶植、阐释达利作品的使命，更致力于保护有关作品的知识产权免受侵害。基金会收藏的作品从1999年起举办过20多场国际展览会，其参观人数超过650多万人，展出场地包括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等，2001年时也曾来上海美术馆展出。

　　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对本次展览，以及卡拉-达利基金会“纯正的血统”予以强调，然而，对于展览的具体作品，主办方并未详细公布。卡拉-达利基金会执行长胡安·M.萨维拉诺（Juan M. Sevillano）在发布会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介绍了卡拉-达利基金会，也谈到目前达利艺术市场的乱象，并认为卡拉-达利基金会有整治乱象的职责。

　　记者：请问在西班牙，达利的基金会有几个？有几个被西班牙政府或达利本人认证的？据说有不少基金会。

　　萨维拉诺：达利创设并担任主席，且捐赠了作品、文件等物品的基金会只有一个。只有这一个基金会管理着达利留给西班牙人的遗产，也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不过的确有不少自封的基金会，也有不同等级，这恐怕是一些困惑产生的原因。不过它们并不是管理达利作品遗产的相关基金会，不是的。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美术馆有一个基金会，负责看管圣彼得堡达利美术馆的藏品，共80件。它是基金会，是达利基金会，但它是所属美术馆的基金会，然后他们也有其他合作方，但他们的工作是保管美术馆藏品，仅此而已。我知道在中国有一家叫达利欧洲基金会，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四处走穴、创立基金会假装很正经的商业组织之一。我不会太把这些机构当回事，如果你稍微查查，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气数已尽，只是搞商业的，而非真正的基金会。基金会是我今天解释的那样，有各种工作及各项投资，受法律保护，进行学术研究，语通八国，投入7000万欧元以扩大收藏，这是我们的基金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意义上，没有别的达利基金会了。

　　记者：很多消息显示，世面上流传的达利的赝品很多。那么关于达利的赝品，如何辨别？

　　萨维拉诺：很简单，如果有达利的允许，那么可能就不是赝品了。用赝品这个词可能太简单化了，有点笼统了。我重新说吧，为了保真，是有不同的事情要做的。如果你有一件原作，是真的达利的作品，然后你需要一个证书，那么基金会是有鉴定验证委员会的。根本上可能还是要参照他们，他们会让你把作品寄到菲格拉斯，可能3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后，他们会跟你说，“这是真迹”，然后给你证书；或是“对不起，这个不好”。这是最根本的证明程序。

卡拉-达利基金会所藏达利1945年布面油画作品


卡拉-达利基金会所藏达利为电影《爱德华大夫》创作的布景设计

　　记者：达利生前验证真假容易，但他去世之后，认证难度就大了吧？

　　萨维拉诺：这的确是重点，总会有一些自封的专家。你要做的是去找一些可以做主的、能分辨好坏的专家。而事实上，有的专家很博学，有的却一无所知。基金会不是只有一个专家，而是有个委员会，其中部分人曾在达利活着的时候和他合作过。没有和达利合作过的专家，也和那些合作过的专家一起工作很多很多年了，这些专家对自己的工作领域很擅长，有纸类专家、油画颜料专家、艺术史专家、法律专家，还有两位修复师。鉴定过程很明确，整个小组有了一致意见后，结论和证书才会出来。这是最保真、最严格的鉴定过程。过程不快，所以如果你想明天把画卖了，需要基金会的证书，那你可别想24小时之内收到传真的答复，我们做不到，因为过程需要很久。这就是保证，我们是鉴定的最佳参考。对于其他的事情，我想就是困扰着你的那些，那就是什么是原作。有些作品是单件的，或者说原件，要么是艺术家创作的，要么就不是，就一件。你可能指的是那些与多件作品相关的事，多件复制品。

　　记者：对的，多件复制品，尤其是一些雕塑作品。

　　萨维拉诺：是的，一般牵涉到多件复制品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许可证或合同，由达利或基金会签署的，制作商可根据许可制作一定数量的某件作品的复制品。如果是基金会，可能就是商业推销许可证。一些达利签的老的合同只许可特定数量的雕塑复制品。而雕塑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达利在原作中的参与。有时，达利制作了雕塑，或是做了小样，然后让你来放大，这是其一。还有呢，有时达利只是画了草图，然后说“这个，把它做成3D的雕塑”，所有这些都是有商业成分的。

　　我们的问题是，有的人没有合同，但是还是去做3D的雕塑了，然后说这是达利的作品，这可能就有麻烦了。其他的就要看他们的行为了，如果他们真跟公众合理地解释了他们卖的东西，让公众知道这是“第25件复制品”或“第300件复制品”，那就行了，人们知道这是复制品，受到了产品许可了的，就会理解它的相对价值。但如果同一个人说，这个雕塑就是达利的，唯一的或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的，那么对公众的信息就是不透明的了，是对作品的本质撒了谎。这就是我们会介入调查的地方，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提出诉讼。还有的人，他们有原件，然后有合同允许他们制作10件复制品，他们跟公众说“根据原件的合同规定，我们做了10件”，这没问题，但他们却做了50件，这也会发生。

　　世界太复杂了，每个演员玩着不同的游戏，有的人严肃，有的一点都不。时常，有些人搅乱了市场，以他们受教育的身份。他们制造了这个混乱，滥用营销手段，不尊重艺术的严谨性带来了混乱，我们还坚信他们受过教育，就是这样，这完全不能让人接受。

　　记者：市场和教育有什么关系？

　　萨维拉诺：有些人为了卖出自己的作品，编造故事，为了营销，推翻了严格的程序、学术、真实甚至有时是法律，为了卖，什么都做得出来。

　　记者：有人也可以说是为了教育的目的做的？

　　萨维拉诺：当然他们可以这么说。那就要人们来判断了，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还是在表演。

　　记者：如何辨别这些人？

　　萨维拉诺：我们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我们定期来中国，也是为了能查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雕塑被称为达利的杰作、艺术品，不同尺寸、不同材质，我们想知道公众到底对情况了解多少。

　　记者：您说到会提出诉讼，什么样的诉讼呢？

　　萨维拉诺：要依情况而定，我们有法律团队，搜集信息并分析。有时是没有诉讼空间的，有时我们只需要对方澄清一下，我们要求他们诚实做事。但如果违反了一些条约，我们可能就要诉讼了。这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在全世界都这么做。

　　记者：在中国，达利已不再是崭新的形象了，那么这个展览，你想给中国观众带来什么新意？

　　萨维拉诺：基本上，我们是想给公众以新的视角，理解达利作为现代主义的领袖，作为20世纪艺术的先锋，不仅仅是古怪的形象、闻名的小胡子、搞怪的评论和一些杰出知名的作品，达利不仅仅如此。这些仅仅是一本巨著的第一章，而书中我们还将继续讨论他和20世纪及大众文化的交流，和古典、神话、哲学的互动。我们还希望观众理解，达利在20世纪初便预见到21世纪的状况，所以他影响巨大。比起50岁的人，14岁以下的孩子反而和达利交流起来更多，因为他的语言是一种电子游戏的语言，很有想象性。他远超于自己的时代，这太吸引人了，他怎么做到的？所以为了探索，就要分析他广泛的兴趣，这是一个展览不够解释的。

　　记者：你认为这些展览是很严肃的？

　　萨维拉诺：我想是的，但我不能预言它们（开展）的时间，因为这要很久。但随着我们和K11及其他组织的合作关系的发展，我认为展览会常有的，有大有小，很多，希望如此吧。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