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祥林
身处学术圈子里，搞了多年人文科学研究，使我在与人交往上形成一个习惯：不论对方是谁，不论对方身份如何，有名的或无名的，年轻的或年老的，有权的或无权的，我首先看重对方写出的东西如何；其笔下是否有货真价实的思想，其文章能否真正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这成为我判定对方学术身价的首要尺度。我打内心深处憎恶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人，鄙视那些识见平庸却硬作专家态的人，相反，对学术中那些心态不老（这跟年龄无关）的思考者和敢破成见（此非大逆不道）的提问者，我向来是心怀敬意。因为，在我看来，前贤所谓“荒村野屋”中人那种耐得寂寞的心态对于做学问搞研究固然断不可少，但作为人类精神生命积极张扬的成果，学问本身并不是板结僵死之物，也不是从众随俗之品，古往今来，学术生命都是在不断“提问”中更新、延续和发展的。一个没有提问意识的民族是缺乏忧患意识的弱智民族，同样，一个没有提问精神的学者是思想贫血的不够格学者。
初识周企旭，是先读其文后知其人。若干年前，供职于某刊编辑部的我，天天审看来稿，对于老生常谈式或把常识当学问卖弄式文字见得太多了，难免败了阅读的胃口。某日，收到一篇题为《川剧角色行当辨》的来稿，一“辨”字激起我的兴趣。在好话满天飞、人云我亦云的圈子内，面对成说，面对权威，敢于“辨”且有能力“辨”的人乃是凤毛麟角。“角色行当”这术语，在戏曲界可谓耳熟能详，你用我用他也用，其中究竟有何可“辨”呢？然而，恰恰就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该文作者以可贵的学术敏锐发现了问题：首先，长期被人们同义使用的“脚色”与“角色”，其实并不等同，前者指演员塑造舞台形象的基础，后者指演员在前者基础上饰演的舞台形象，彼此在内涵上显然有大小之分；其次，与“脚色”同义的是“行当”而非“角色”，因此，“脚色行当”是同义并置的术语，“角色行当”则包含“角色”与“行当”两层意思；第三，鉴于前述，在认识角色行当时，应区别“角色类型”与“行当类型”，切忌混淆二者以讹传讹。就这样，该文作者以剥茧抽丝的行文逻辑，从层层推进中完成了他独具心得的“辨”，并且由小窥大，不仅向川剧学术界，乃至向戏曲学术界提了一个颇有意义的问。这篇文章，使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
没过多久，一篇论点鲜明的《川剧形成于现代》又从他笔下诞生，使我们对这个跟“周企何”（川剧名艺人）仅一字之差的名字有了更深印象。长期以来，川剧的形成时间都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而在某种思维定势下，人们又大多将川剧视为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有人说它在清朝乾、嘉时期即已有之，有人认为明人散曲中的“川戏”就是它，有人则从宋代诗歌里的“川杂剧”为其觅得踪影，更有人干脆把“川剧”放大成“四川戏剧”而追溯到上古的巴渝歌舞．诚然，若仅仅是从发生学角度探寻川剧艺术的文化基因，以上诸说并非没有价值，但在周文看来，若仅以其中任何一说来直接定位川剧剧种的形成，都不免有将“川剧剧种史”混同于“四川戏剧活动史”而论证上欠严密之嫌。在其看来，要解答川剧剧种形成时间的问题，首先需要“从把握川剧的本质特性入手”，从把握川剧生成的特定背景入手，充分认识到川剧既是“四川化的戏曲剧种”（从戏剧文化角度看）又是“戏曲化的地方文化”（从地域文化角度看）。为此，作者从时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入手，将历史分析与逻辑推论结合起来，得出了“川剧作为戏曲化与四川化相统一的地方代表性剧种，应当是形成于２０世纪初期”这颇具挑战性的结论。“不要让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妨碍我们的视野”，文末有意识地引述张庚先生谈到剧种研究时的这句警语，值得治戏曲史者深思。
对繁杂史料的爬梳和对各种成说的清理，加上认真的思考，一步步赋予了该文作者以提问的自信。在他看来，对川剧的热爱不等于对川剧的研究，一个理论工作者研究川剧及其历史应该让理智驾驭情感，仅仅感情用事地坚持“越古越好”的观念对川剧未必有益，而实事求实地说川剧是年轻的剧种也未必不好。在他看来，形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川剧，实为中国“现代戏曲”的一个新生代，其身世既没有“昆剧”那么老，其内涵也没有“四川戏”那么大，川剧形成发展的历史要比清代以前的“四川戏”和“昆剧”都年轻，这从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可得证实。在他看来，川剧百年的形成发展史，实质上就是川剧创造者和欣赏者追求真、善、美相和谐，追求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相统一，追求特定时空的艺术与人生相沟通、相交融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生命体验史。在他看来，过去的２０世纪中，百年川剧史可以划分为“孕育形成”（１９０７—１９１１）、“诞生成长”（１９１２—１９４９）、“成熟繁盛”（１９５０—１９６６）、“挫折抗争”（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和“改革振兴”（１９８２—）五个时期。循此思路，他提出并主持了集体科研项目《川剧百年史》，有心要就此再做大文章，经有关部门推荐，该项目已被列入全国艺术科研“十五”规划课题。
一石击破水中天。一个世人心目中的“古老剧种”转眼间竟成了论者笔下的“现代戏曲”，整整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能不让人瞠目结舌么？！于是，他那篇川剧论文一发表，就受到戏曲界同行的关注，认同者有之，不认同者也有之，但不管怎么说，周文很快就被京城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全文转载，而迄今为止报刊上未见有跟周文直接争鸣的文字出现，一方面可见其在当今确实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也说明其在立论上有不易诘难之处。周文对川剧形成史的大胆提问，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前些年国内戏曲学术界有识之士提出的“史的重写”问题，某种程度上，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思维延伸。
不必讳言，较之其他领域，负载传统包袱更重的戏曲界长期以来给人的总体感觉不免有些气氛沉闷，以致有老话套话多于新知新见、资料整理大于学理思辨之嫌。数年前，文学界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继而“重写戏曲史”的呼声在沪上又出现，引出舆论哗然，余波至今未息。对这场论争的是是非非在此不拟评价，但有一点我是赞赏的，就是提问者的勇气和锐气。其实，这没什么大逆不道的，人类文明史从来都是在不断“提问”和不断“重写”中不断向前翻页的。在我看来，这种“提问”，这种“重写”，对于戏曲研究应比对文学研究更重要也更迫切；要让整部戏曲史在“重写”中透出新的风景，首先得“重写”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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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把川剧划入“现代戏曲”范畴的观点，你尽可持保留意见。但是，你无法否认，在此后连续写出的若干文章中，《剧人论剧》著者始终用“向前看”而非“向后看”的积极态度对待川剧，正体现出一个“剧人”对他的家乡剧种、对他自幼即入其行学其艺的民族艺术的满腔厚爱之情。在他刚刚完成的《与时俱进，科学振兴》一文中，这种情感倾向就有着直接、强烈、鲜明的吐露。今年，是“振兴川剧”口号提出的第２０个年头，回顾走过的历程，当上上下下都在积极筹备各种纪念活动的同时，像他这样的研究者也在努力审视川剧的现状、总结振兴的经验、思考未来的对策。在此文中，他立足当代，提出振兴川剧的生命是“与时俱进”、灵魂是“开拓创新”、保证是“科教为本”。他反对将川剧视为“博物馆艺术”，也不赞同用“遗产代表作”来为之定性，在他看来，“前者主要是无视川剧长期存活于人们的审美实践活动之中，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律动生命”而“后者则主要是忽视了川剧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推行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并举’，不断追求戏曲美、地方美、现代美交融演进的鲜活灵魂”。在他看来，只有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川剧，才谈得上以科学的、积极的态度振兴川剧。
翻开文集《剧人论剧》，不难看出，这种难能可贵的提问意识，在著者不是今日才有的，也不仅仅限于他对川剧历史以及角色行当的清理。当年，作为川剧音乐改革尝试的《红梅赠君家》曾引出轩然大波，针对斥责其“乱改”的保守势力，他写下了《从〈红梅赠君家〉谈川剧改革》，敢于说“《君家》的大方向应当肯定”，敢于说“川剧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非驴非马’并不是坏事”，并且立场鲜明地对梨园行中存在的那种有悖历史规律的“川剧永存”说法以及回避戏曲革新的“改革观众”观点严加质疑。在《戏曲与现代戏》一文中，他从反思王国维有关戏曲定义的局限性入手，主张对戏曲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重新认识并区别对待，所提问题是发人深思的，所作分析也是识见自具的。尽管他对王氏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使人觉得有过于严厉之嫌，尽管他提出将戏曲定义从“以歌舞演故事”代换为“以故事演技艺”或“技艺与故事互演”的观点有待进而论证和展开，但不容否认，其探讨学术的真诚动机和勤于思考的治学习惯，以及不迷信权威和不拾取成说的胆识，作为研究者应有的学术素质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事实上，不想“原地踏步”，主张“博采众长，去伪存真”（《川剧研究三题》），正是一个具有“提问意识”的学人应有的理念。
学术提问是需要学术勇气的，正因为提问者往往会面临来自传统和现实的压力，所以对于那些勇于思考的严肃提问者，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退后一步讲，即使因观点不同而难做到这点，至少也应当报以宽容的态度。譬如关于川剧形成时间问题，可以不必一说独尊，也完全可以诸说并存，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必不可少，就是“诸说”中的每一说都须经过严谨论证，各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逻辑系统。若真能那样，我想，对于川剧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意味着川剧研究在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当代川剧研究者的理论思维在日臻成熟。相反，对于那种将某种现成说法不加论证地当作金科玉律并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作法，是应该鄙弃的，因为在崇尚真理的学术殿堂中，任何“霸气”，任何“懒汉”思想，其实是毫无学术可言的。此外，我从来认为，一个学者，做人应当谦虚，为学不可低就。那种在权力面前低头哈腰之辈，那种在名利面前使尽心计之辈，除了败坏纯净的学术空气，还能是什么呢？诚然，尊重前辈、名家和权威是应该的，但不应该迷信权威、名家和前辈，此乃治学之正道。否则，人类文明史上，就不会在“地球中心说”之后又有“太阳中心说”，在牛顿之后又有爱因斯坦。“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古希腊人这句名言迄今仍值得大家好好记住。
《剧人论剧》是著者周企旭多年来文章的结集，书中当然不可能篇篇都在“提问”。但无庸置疑，恰恰是那些富有“提问”色彩的文字，吸引着读者的视线，构成了这本书的看点和亮点。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