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国兴
由于地缘和文化交流的渊源关系，在中国话剧诞生期，中国人看到的日本戏剧比西方戏剧多，看到日本戏剧的中国人也比看到西方戏剧的中国人多。正因如此，日本戏剧成为了早期中国话剧效法模仿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当时也曾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所谓新剧者，日本戏剧也。”［①］“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完全是受了日本的影响。”［②］
但是，强调日本戏剧对早期中国话剧形态的影响，并不能抹杀早期中国话剧的潜在追求对象是西方戏剧。一方面，被中国人看重的日本新派剧和新剧，本来也有走西化道路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有的外国戏剧都与中国戏曲不一样，西方戏剧和日本戏剧的差别并不大被人深究。这样一来，日本戏剧有时也被中国人当作“西方式”的演剧方式来接受了。这里存在着许多复杂情况，应该具体辨析和分别开来探讨。就早期中国话剧通过日本戏剧了解西方戏剧这一论题而言，也有相当多的史料和史实需要进一步清理。
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剑啸在《中国的话剧》一文中谈到，“据我所知把外国的剧本翻译成中文的，要以李石曾先生为第一人。他曾译波兰Ｌｕｋａｎｆｆ的名作，译名《夜未央》，旋又译了法国Ｍｏｎｉｅｒ的一本剧，译名《鸣不平》”。［③］《鸣不平》不仅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话剧文学脚本，也是在当时普遍上演且引起较大反响的西方话剧。欧阳予倩在《回忆春柳》和《自我演戏以来》中都曾谈到，春柳同人曾以申酉会的名义，在东京锦辉馆演出过《鸣不平》，效果“相当好”，以后一直成为“春柳系统”的保留剧目。［④］然而这样一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剧作，现在遍寻中国的各种出版物，都找不到它的脚本。这固然与当时的戏剧“文学”意识不强有关，但并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各种报刊杂志，都登载大量的小说、戏剧脚本来吸引读者，特别是一些影响巨大的剧作，往往刚一上演，便有“记录”或“密藏”的脚本刊登出来，这些并不只是演出的需要，更是争取读者的需要。而且有时还不只登载“一种”或“一次”，比如像《牺牲》，计有三种译本出现，不过不叫一个名字，《银瓶怨》、《狄四娘》是它的另外两个译名。那么，像《鸣不平》这样的有笑料、有意蕴，适宜表演又适合阅读的剧作，小报老板、洋场文人怎么能轻易地就把它给淡忘了呢？中国现代社会初期，戏剧脚本的“版权”意识还很薄弱，不同戏剧团体为了相互竞争，有意无意的把别人已经演出过、被人所熟知的剧作，通过改换名称和删改情节等手段据为己有，是普遍现象。我们现在看不到《鸣不平》脚本，似乎它已经失传了，其实并非如此。
１９１５年，在中国成都出版的《娱闲录》第１６册，登载了一个话剧脚本，名字叫《黄金塔》，脚本前面“小引”称：“（日本）新派演戏适用之脚本黄金塔一幕，近数年来，法国最为流行。五年前吾国文士留滞日本，尝于新年宴会之余，试演于锦辉馆。”《娱闲录》第１７册还专门刊登了春柳社在日本演出《黄金塔》时的剧照，以示其言不假。可是当我们查阅与春柳社有关的材料时，却没有他们在日本演出过《黄金塔》的记录，这是为什么？１９１９年郑正秋编撰的《新剧考证百出》，有一段关于《鸣不平》的情节介绍，原文如下：“略言一银行长，以事干公爵，公爵叱之；银行员欲妻行长女，行长叱之；行员迁怒马夫；会婢女向马夫言爱情，马夫亦叱之而去；婢女乃病詈黑奴以泄忿；黑奴因鞭笞乞丐；乞丐愤无所泄，恰有一狗来，遂举仗连扑之焉。”［⑤］当我们翻阅《娱闲录》上登载的《黄金塔》剧本时发现，其所撰情节与《鸣不平》一模一样。我们在上文中曾谈到，欧阳予倩在《回忆春柳》和《自我演戏以来》中说，申酉会曾在“锦辉馆”上演过《鸣不平》，其演出时间与《娱闲录》编者“小引”所谈的春柳社在“锦辉馆”演出《黄金塔》的时间基本相符，联系到我们在上文分析过的早期话剧时期大量的同剧不同名现象，我们有理由认为，《娱闲录》上刊载的《黄金塔》就是《鸣不平》的别一称谓。这样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娱闲录》编者言之凿凿，说春柳社在日本曾演出过此剧，并引起很大轰动，可其他春柳社成员却对此只字不提。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一出适合早期话剧演出，且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戏剧，怎么能没有脚本刊登出来。至于《娱闲录》编者为什么用《黄金塔》的名字来“包装”《鸣不平》，原因可能有二：一、李石曾已经翻译和出版了《鸣不平》，《娱闲录》如果用原名刊布有转载之嫌；二、《娱闲录》确实是按日本的演出方式和日文脚本翻译的，换一个名字以示区别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早期话剧时期的社会文化变幻遽烈，曾经轰动一时的许多剧作都很快成为过眼烟云。１９１５年，《娱闲录》登载《黄金塔》时，“文明戏”早已成强弩之末，《黄金塔》的真实身份和名称之辨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了，其在话剧史上的知名度不敌《鸣不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些都不能抹杀《黄金塔》就是《鸣不平》的别一译名和别一译本的事实——《鸣不平》是从法文直接翻译的，《黄金塔》则是从日文转译的。《鸣不平》有案头倾向，所以失传了，《黄金塔》虽然不如《鸣不平》知名，但许多时候人们所认识到的《鸣不平》其实是以“《黄金塔》的面目”出现的，从对早期中国话剧的实际影响程度来说，可能以“《黄金塔》的面目”流行的《鸣不平》比以“《鸣不平》的面目”流行的《鸣不平》影响还要广泛，因为春柳社演出的就是这个脚本，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也基本都是这个脚本。
像《黄金塔》和《鸣不平》的情况多少有些特殊，因此只有用具体材料才能“验明正身”。其实，在早期中国话剧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通过日文转译，从而在名字和情节上都或多或少“日本化”了的现象。像《热泪》、《热血》、《杜司克》的关系就是如此。［⑥］经过日本传通的西方戏剧，在日本的翻译和演出实践中已经有了一次筛选的过程，再把“过滤”过的西方戏剧搬演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来，就要区分哪些戏剧因子是被日本色彩“涂抹”过的，哪些是西方戏剧本来的“底色”。所谓新剧“所演皆日本派”，［⑦］除了原本就是日本的戏剧而外，也应该包括这一层因素在内。这是一个在现代中日戏剧文化交流中，值得长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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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所一：《劝学篇》，《新剧史·杂俎》，新剧小说社，１９１４。
［②］剑啸：《中国的话剧》，《剧学月刊》第２卷第７、８期，１９３３。
［③］剑啸：《中国的话剧》，《剧学月刊》第２卷第７、８期，１９３３。
［④］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１集２４、４０页，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７；《自我演戏以来》２２页，神州国光社，１９３９。
［⑤］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中华图书集成公司，１９１９。
［⑥］欧阳予倩在《回忆春柳》中曾谈到了《热泪》和《热血》的不同（《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１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７）；袁国兴在《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第３章对此有过探讨（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０）；饭塚容在《〈杜司克〉、〈热血〉、〈热泪〉－－－〈杜司克〉在日中两国的接受》有更详细的论述（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第１５２号，１９９４、３）。
［⑦］瘦月：《中国新剧源流考》，《新剧杂志》第１期，１９１４。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