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躲避船舱里面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甲板上。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直包到鼻子，以免着凉。我喜欢海上的空气，更喜欢船上的这种颠簸。
船上的食物很充足，但与我过去吃的却不大相同。这里的咖啡是用真正的咖啡豆做的，味道还不错。在匈牙利，咖啡是用烤熟后磨碎的山核桃做的，算不得真正的咖啡。
我在匈牙利只吃过两三次橙子。但在这里，我们的早餐里就有橙汁，还有半个葡萄柚。我很喜欢吃橙子，却吃不惯葡萄柚。除了这些，早餐还必然要有煎鸡蛋和炸肉。炸肉的味道通过气孔钻上来，弥漫在空气中和甲板上。渐渐地，这种炸肉的味道让我联想起了呕吐的味道。为了尽量远离这种味道，我总是匆匆地吃完早餐。
在船上吃东西是一项很艰难的体力劳动，因为船总是在左右摇摆、上下起伏。桌子上设有一些小栏杆，它们虽然能防止食物托盘滑到我们的膝盖上，但却不能阻止盘子向两侧滑动。在这里，你要么努力稳住托盘，要么拼命抓住桌子或窄椅，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桌椅都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地板上。托盘常常不知所踪，好在餐厅的人并不是很多。
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能与船员们进行简单的对话。为了练习英语，我经常在他们周围走来走去，寻找对话的机会。但未曾料到，他们却给我安排了一个差事。为了让夜班船员在白天能好好休息，他们中竟然有一个人手拿一顶漆着“MP”（宪兵）字样的钢盔，问我是否愿意在那里站岗，以阻止乘客靠近船员区。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头顶宪兵钢盔不仅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也让我拥有了一个在船员区自由活动的合法理由。
在匈牙利时，黑种人与黄种人只会出现在电影中。但在这里，船员中既有黑人，又有白人，还有一些肤色介于黑白之间的、面部特征很独特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菲律宾人。尽管船员们总是跟我侃侃而谈，但我却很难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好像闭着嘴说话似的，尽管很多船员都在不停地嚼口香糖，但我仍觉得他们的嘴没有张开。
尤为重要的是，我与两名船员交上了朋友。其中一名船员长得又瘦又健壮，面色较黑，名叫普埃尔托·日钱；另一名则是位同样健壮的意大利裔白人。普埃尔托·日钱是船上办公室的打字员，那个意大利人则是名机械工。这名机械工原本是在船厂工作的，但为了长长见识，他决定随船到海上去看看。二人都住在布鲁克林，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里是纽约的一个区。
他们处处照顾着我，并教我说美式英语。我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听懂，但他们所说的话我却完全不解其意。有一句听起来像是“没错”（Thats right）的短语，我花了几天时间才弄明白是“同意”的意思，他们每一句话中似乎都包含这个短语。他们还说“yeah”（是啊），而不说“yes”（是的），这让我颇为不解，我想这可能是借用了德语中的“ja”（是）吧。
船员区在船尾部，这是乘浪的好地方。当我的朋友们不在时，我便坐在栏杆附近的一卷绳子上。在无边的巨浪中，船尾上下起伏，我坐在那里，感觉像坐在游乐园里的木马上一样。船下降时，我几乎失重了，必须牢牢地抓住栏杆，以免被甩出去；当船尾再次翘起时，我的屁股被冰冷的绳子猛烈地抽打着。我喜欢乘浪，喜欢看船尾划过水面时留下的水痕。天很冷，而我却有一种将要安然入眠的感觉。
我的新朋友们跟我说，为了把部队从英国接回家，美国在战后建了许多艘这样的船。在我看来，为了这一目的而建造这么多艘船简直不可思议，但他们说这是真的。
他们还说，这艘船的安全性很好，然而我却越来越怀疑其可信性了。因为在越来越大的风浪中，船似乎只在浪尖与浪谷之间起伏，停止不前。据说，那是一场大风暴。[NextPage]
一路上，船都在不停地颠簸。听我的朋友们说，为了避开风暴，船正在改变航向，向南航行。过了一段时间，天气果然好转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到了几场风暴。原本只需一周时间便可以横渡大西洋，但在风暴的影响下，我们不得不选择路程更远的航线，于是在抵岸的时间被推迟了3次以后，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段为期两周的航程。
船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都没什么事可做。一天，我们被召集到了船上的一间娱乐室里，里面摆了几张桌子，等待那些像官员的人会见我们，一次一人。轮到我时，他们首先问我的姓名，问我在匈牙利从事什么工作，到了美国以后我打算做什么。然后，针对这次事件及其产生的后果，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同时，他们还问我是否在这次事件中参加了战斗。和上次一样，我仍旧回答说没有，他们的惊讶程度与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人如出一辙。他们说，在他们会见的所有人中，我是第一个称自己在事件中置身事外的人。我仍然未加评论。
此后，又有一天，我们被告知要去排队接受注射。我不知道给我们注射的原因，但我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去排队了。负责给我们注射的人分成两组，一组由一名年轻的白人医生负责，另一组则由一名黑人医生负责。据说在美国，黑人很受歧视。由此我推测，这名黑人医生一定医术精湛，是位真正合格的好医生，因此我决定让他为我注射。我不知道我的推测是否正确，只是这次注射确实不怎么疼。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