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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们想象的另一边

2016-10-15 10:55:39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司奇

   
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 ——鲍勃·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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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不在那儿》海报。


  提起鲍勃·迪伦,浮现在许多人眼前的可能是这样一种形象:顶着一头葱茏随意的卷发,叼着一支倾斜得恰到好处的雪茄,戴着墨镜,抱着吉他,像游魂一样既穿梭于人们的视线之中,又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之外。


  如今,迪伦已经75岁了,大半个世纪在他的身上倏忽而逝,唯一不变的是他那令人迷醉的嗓音。


  最多变的灵魂


  在迪伦传奇性的一生中,他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街头的顽童、默默无闻的画家、民谣救世主、霓虹灯兰波、旧约先知、亚米西农民、乡村邻家男孩、白面的化妆剧演员、帽里藏花的什罗普郡少年、耶稣一般的鲍勃、哈西德派的鲍勃、缠着WWE腰带的晚期猫王……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曾试图走近迪伦,但迪伦始终以一种背离人群的姿态面向世界这个巨大的镜头,拒绝被描述、定义。他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历史上最多变的灵魂”。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想象。人们为他贴上游荡者、反英雄、反文化等各种各样的标签,视他为弹吉他的惠特曼、民谣界的凯鲁亚克、流行音乐界的爱因斯坦、民权运动的代言人、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1963年至1966年之间,鲍勃·迪伦几乎就是一个行走的文化中心,人们为他着迷,为他疯狂。


  1963年,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迪伦和多位歌手在这恢弘的历史背景下合唱了此前刚刚发表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将民谣的触角伸展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旗帜。


  到了80年代,迪伦的精神形象渐渐弱化,有评论家甚至以“令人沮丧的无生气”来评论他的音乐作品,另一位划时代的摇滚诗人列侬高唱着“我不相信猫王,我不相信齐默尔曼,我不相信甲壳虫乐队”走向生命的终点。他所不相信的齐默尔曼就是迪伦。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迪伦。在1989年的莫斯科,数万年轻人一起合唱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起诵读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来阻挡坦克的前行。


  在某种程度上,“迪伦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民歌手、讨厌女人的人、政治宣传册写手、诗人、浪漫主义者、摇滚贵族、蹩脚诗人。但是迪伦演艺生涯最大的反讽是他难以捉摸,他总是能保持领先一步于听众和评论家。他创造了一个非常持久的个人形象:一个戴着面具的大师,一个完全掌控自己公众命运的表演者。”乐评人基特·拉齐利斯如是说。


  著名导演托德·海因斯曾为迪伦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不在那儿》,并起用了六个不同的角色来展现迪伦的复杂形象,但是这些迥异的面孔并不让人觉得突兀——也许,只有在迪伦身上才会存在这种奇异的统一性。


  被忽略的吟游诗人


  在诸多镜像之中,人们似乎唯独忽视了他的诗人身份。迪伦是一个诗人吗?这恐怕是诺奖公布之后人们最想问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跳出对于文学的习惯认知,跳出诗歌的传统批评语境。


  多年前,《华盛顿邮报》曾形容迪伦是“一位化装成荡秋千演员的诗人”。《时代》周刊称他为“诗歌大师,尖刻的社会批评者,反主流文化一代无畏的精神领袖。”2008年,普利策奖在颁给他的特殊嘉奖中几乎给出了和诺奖同样的理由,“他的歌词中异乎寻常的诗性力量,深刻影响了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


  迪伦曾经有过多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早在1996年,诗人艾伦·金斯堡就为迪伦写了一封诺奖推荐信:“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其实迪伦的文字功力超过很多诗人,在营造词语幻象,暗用典故方面尤其出色,将通俗的民谣转变成了一首首犀利的寓言诗。他是一个收集声音的天才歌手,反抗的、沉默的、男人的、女人的、孩子的、黑人的声音,全都汇集在迪伦忧郁的嗓音里,与整个时代共振。


  艾伦·金斯堡形容迪伦的句子是一串串灿烂夺目的意象。当代诗歌批评大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疯狂崇拜着迪伦,认为其歌词里有大量关于宗教文化的典故,其诗歌谱系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以降的传统。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也曾说:“在欧洲,自查理曼大帝时代就有游吟诗人首开口述文学之先河,而在美国却是由迪伦首创。是他首创将诗歌从常青藤学府大师们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其普及于广大民众之中。”


  如果迪伦真的曾给自己下过一个定义,那也许就是“诗人”。他多次在歌中表达自己的心迹:“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


  “被神化”的时代符号


  鲍勃·迪伦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符号,许多人将他视为传奇,甚至先知。在个体与时代的苦苦挣扎中,在无意义的生命对意义的本能追求中,迪伦成为一切自由想象的集合体。他孕育了许多年轻人的希望与梦想,呐喊出了众人对旧世界的否定与反抗。


  1988年,迪伦入选摇滚名人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致敬表演中说,“就像猫王解放了你的身体一样,迪伦解放了你的思想。”1997年,克林顿总统为迪伦颁授肯尼迪中心荣誉奖时说:“在所有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中,他极有可能是对我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歌声和歌词并不容易入耳,但在整个演艺生涯中鲍勃·迪伦从不曲意迎合。他搅动了池水,令有权势的人如鲠在喉。”2012年,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向他颁授总统自由勋章,称赞迪伦独特而低沉的声音不仅重新定义了音乐,更定义了音乐所承载的信息,以及它对人群产生的影响,称赞他是“美国音乐史上最伟岸的巨人。”


  在音乐盛名之外,人们也逐步认识到迪伦作品的文学价值,一些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公开称迪伦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自1972年起,就开始有人以文学研究的方法分析迪伦的歌词,后来他的作品还陆续进入一流大学语言文学院的教材,甚至在《诺顿文学导论》、《剑桥文学指南》这种重量级的书系中也不断出现迪伦的身影。


  西方文化界还为鲍勃·迪伦专门设立了一门“迪伦学”(Dylanology),以学术眼光研究其歌词中隐含的文学、社会学、哲学内涵。今年3月,关于“迪伦学”又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两家机构高价收购了迪伦卷帙浩繁的私人档案。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肖恩·威伦茨看来,这些档案比大多数研究迪伦的专家所想象的还要深入和广阔,将开启人们研究迪伦的新方式。


  迪伦成为了二十世纪的神话。但是在自传中,他却用戏谑的方式对自己“被神化”的命运表示了不解和愤慨:“辍学者与嗑药者纷涌而至……我家门口总聚集着希望我能带领他们去炸掉白宫的革命者,我被称作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持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主义者的主教……我心里明白,这些头衔本应全部属于亡命之徒……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理,当他找到时,真理摧毁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


  迪伦始终是一个独行者,一个背向镜头的人,他总是站在人们想象的另一边,拒绝成为与人们目标一致的同路人。


  迪伦曾在《答案在风中飘》里连续抛出12个沉甸甸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称作是一个人?”也许我们最终不能准确地定义迪伦,但可以确定的是,迪伦在用尽一生力量做好一个真实的“人”。


  迪伦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迪伦演艺生涯最大的反讽是他难以捉摸,他总是能保持领先一步于听众和评论家。 ——乐评人基特·拉齐利斯


  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 ——鲍勃·迪伦


  (编辑: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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