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成都双年展的主题是“溪山清远”，这和上届（2009年）“叙事中国”的主题骨子里是一样的，这个设定的文化命题是否真的具有实际文化导向的真实意义呢？间或真的具有现代性人文价值呢？

     中国传统道学精神的外化可以以“溪山清远”作为精神存在方式的载体，其所指应该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判断方式——即“自证”个人的存在感，这样的方式和西方文化的判断方式——即“他证”的方式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们判断文化精神的导向时，理清其上下文关系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和实际可能产生的结果，也才是谈论问题的根本目的。

     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历史的逻辑关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缘由是基于东方式的封建统治前提下权利妥协的选择。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构建时期的思想碰撞，到两汉时期董仲舒最终确认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统治术的基本方式，“孔孟之道”实际上是当时的知识份子作为“民”和“王”之间的夹心阶层“士”左右逢源的权谋，直到宋明理学讨论产生，最终构建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本结构。但是戴震最终总结得出“理存于欲”，明确的指出“后儒以理杀人”的真实结论。之所以有“溪山清远”，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知识份子，在封建王权文化不可撼摇的强权面前的一种避世选择。

     中国近代文化的断代点我觉得应该是以“戊戌变法”开始就做出了社会文化的选择，至此以后我们的文化就进入了以物质第一性的文化人生观，也就是把整个中国的现代文化拟定在“个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文化观前提下，以西方式的“他证”哲学展开现代文化价值观下的叙说，中国的近代艺术实际上也是基于此展开，而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的困境也是由此埋下伏笔。

     设定成都双年展“溪山清远”主题实际上也是基于后殖民西方语境下的“春卷”而已，只是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如果需要对东西方哲学的重新梳理选择，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设定是否有真实意义？恐怕不是所谓的续接传统那么简单。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是基于西方哲学系统下的世俗文化发展，而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元论方式如何与西方哲学建立有机的融合看来是个很困难的命题，在两者之间如果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也许可以以艺术的感性方式提供一种可能性参考。

     如果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流行样式所产生的“大腕”的作品，是否与主题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艺术中很多“样式”与东方气质实际上完全没有关系。 基于西方哲学下的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我们去续接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哪部分呢？“溪山清远”看来只是个设定，也许只是虚拟的一个主观愿望而已，而没有实际实现的可能或真的那么具有价值，甚至是个错误到导向，更有可能是个文化阴谋。 

     吕澎先生如果只是为现实文化困境设定的一个讨论命题是值得讨论的，但是吕先生应该做更深入的思考，剖析历史的来源和上下文关系，不要让“溪山清远”成为新的吃人工具。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