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奈保尔的体力，一本关于中国的新书对他来说可能真的是奢望，他甚至没有精力去深入了解这个他初次涉足的国家。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里的人们需要将他“物尽其用”，比如期望借由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把自己抬高到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等地位。

 

　　几年前采访维·苏·奈保尔（V.S. Naipaul）作品的台湾版中文译者李永平时，同为移民作家的他表现出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强烈情绪。大意是，人不是不可以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奈保尔俨然是典型英国人的姿态，批评得起劲时几乎让人忘记了他的出身，这就太不厚道了。作为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的人，李永平说自己“边翻译边骂”，起誓如果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大陆，绝不会写出带有《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和《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那种倾向的书。

 

　　倒不是说李永平出于移情作用所做的道德评价有多大意义，但那构成了我对奈保尔认知的一部分。他真是一个狠角色啊，除了骂过的文坛宿敌、抛弃过的女人们，就连他的作品也能深深刺痛那些本以为和他属于同一个队伍的“异乡人”。

 

　　年轻时，奈保尔的脾气大、刻薄是出了名的。这次为了请他来参加“上海书展”，主办方几个月前就开始煎熬。他和夫人纳迪拉（Nadira Khannum Alvi Naipaul）先是表示“愿意来中国”，但是一直没给准信儿，另一头，媒体却早早放出风去，引得万众期待。临近书展开幕，他的签证又没有按时办好，不得不把原定8月10日下午举办的《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新书发布会推迟了一天。8月10日早上，刚下飞机的奈保尔显得十分疲惫，很少开口，一切都由夫人应对。出版他作品的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个个非常紧张，当晚还给媒体打预防针，说他们和奈保尔的版权代理签订的合同非常严苛，他同意参加书展的三场活动，但要允许随时离场。

 

　　因此所有人都没料想，最终看到的是这样一位以轮椅代步，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很费劲的老人。而年轻强势的纳迪拉几乎主导了所有谈话，“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当我问，戒了烟的他觉得有烟的世界和无烟的世界有什么不同，他才说了半句，

 

　　对这个问题大为赞赏的纳迪拉就抢过话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从来就不喜欢抽烟，他是为了显得有魅力，你知道，一个作家拿着烟，说明他既危险又有趣，不过遇到我之后，他就不抽了。”

 

　　喜欢被提问

 

　　8月10日下午，经过长途飞行非常劳累的奈保尔入住思南公馆，请按摩放松之后心情不错的他告诉主办方，第二天下午愿意回答媒体的五个问题，这意料之外的友好表示令新经典非常高兴，不过在接下来几天的活动中，大家都发现，比起自己发言，他真的非常喜欢被提问。11日，在纳迪拉的帮助下，奈保尔其实回答了不下10个问题，而且也不在乎是不是超出了原定的活动时间，最后他甚至同意为大家签名。要求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但奈保尔非常耐心，对合影的要求也一一满足。说是满足，其实只是被动接受，对于读者们的问候，他几乎给不出任何回应。这位喜爱狮子的老人如今仿佛也成了一只睡狮回到了摇篮里，感官退化得厉害，也许心里有想法，但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如果说发布会后大家还只是为奈保尔的老态而唏嘘，那么12号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则因为准备不足和沟通欠佳而留下了十足的遗憾。这场名为“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论坛，原定由奈保尔发表为时五分钟的主旨演讲，可是奈保尔以为他将和自己的中译本译者就翻译问题进行交流。于是他上台后直接说：“请大家向我提问。”毫无准备的主持人袁筱一与两位观众只好胡乱问了几个与翻译无关的问题。眼看五分钟过去，工作人员上来准备将奈保尔推下场。这时奈保尔做出了两天以来最迅速也是最坚决的动作，一把拿过话筒，对大家说：“我本来想好好谈谈的，回答问题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方式，很抱歉我的回答好像没有令你们兴奋，可是得有人向我提问，我没法在真空里谈。”说完看着主持人，我以为他的这番话至少可以为自己再争取一两个问题的时间，或者台下即将上场的嘉宾们能自告奋勇地弥补此前的混乱，但是什么也没有，推轮椅的手不由分说把他请下了台。

 

　　换作年轻时的奈保尔，大概是会愤怒的，可是这次，陪同他的翻译陈蒙告诉我，他离场之后就回宾馆睡觉了，没有再做评价。

 

　　力不从心的旅程

 

　　“其实奈保尔真的年纪有些大了，不过他的好奇心还是蛮重的，很愿意到处走走看看。”陈蒙说，“办宾馆入住手续时我翻了他的护照，签证满了。”在她看来，奈保尔虽然不太讲话，但“夫人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他对城市和建筑感兴趣，还想到上海的河边走走；在去杭州的路上，他看到沿路的风景和漂亮房子觉得很兴奋，听说房价很贵，又很同情中国的年轻人。他说自己曾经尝试学习日语，对中文也感兴趣，可是觉得太难了。在杭州的两天，他们被安排住在西溪湿地附近，他特别喜欢那里的风景，还喜欢喝绿茶。

 

　　2009年，奈保尔的身体状态比现在好得多，他们夫妇从非洲的中心乌干达出发，先后经过加纳、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加蓬，最后到达南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并根据旅途中的观察写出了《非洲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Africa）一书。出生在非洲的纳迪拉说，这一次他们在非洲受到了政客和知识分子的空前欢迎。“他们说，请你写我们吧，你是对的，因为你20年前在《大河湾》中写到的事情，后来真的发生了。你是一个预言家！”实际上，《大河湾》刚出版时受到了不少质疑，奈保尔说他并不是预言家，他只是观察到了这些事情，“因为一个认真的写作者，写现在就是写未来，未来就在现在之中。”

 

　　这次来中国，纳迪拉和奈保尔的出版人都很希望他能多待一些时间，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可是奈保尔诚实地说，他对中国了解太少，可能无法写出这样一本书了，而且他也不想有所期待，“因为一旦开始期待什么，就回毁了你的观察，使你看不见想看的东西。”事实上，以奈保尔的体力，一本新书对他来说可能真的是奢望，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宾馆或车里，每参加完一次活动都得休息，实在没法深入地了解这个他初次涉足的国家。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里的人们需要将他“物尽其用”，比如期望借由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把自己抬高到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等地位，可是不仅没有真正的对话，台下打酱油的观众还问出“你写的是严肃文学还是流行文学”这种令人啼笑皆非问题。结果，曾经那个觉得记者问了傻问题就要翻脸走人的奈保尔对一切都没有提出异议，他对很多事情似乎都不知情，好像也不准备知情。

 

　　面对这个沉默的、没有火花的老人，滋味太复杂，只能选择相信陈蒙在陪同他的日子里所观察的——“他实际上什么都知道，都看得见”。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