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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感念的岁月(1)

2010-05-21 18:28:52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

   

作者:梁漱溟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欧洲归来,应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请范公代为先容,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1912年蔡先生参加首届内阁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而我此时于同盟会《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身份,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此于采访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谈。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忙回答说:“先生之喜爱哲学我知道,早在中学时即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至于我,实在不懂印度哲学。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说:“你说你不懂,但又有谁懂呢?我寻不着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承当。先生于是申说道:“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叙说至此,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1942年在《纪念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且更加离奇、广泛;大小报刊且不说,虽《北京大学学报》亦不能免。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1916年我虽应聘,却因尚在司法部任秘书,一时不得脱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似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盖当时北大对外开放,任人来听课。以我所知,如军界前辈广东伍庸伯先生(与李济深同学),江苏江问渔先生(后随黄炎培先生工作,是时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来听课。湖北张难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来听课时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在讲授“印度哲学”(其中包括佛学)之后,我又开有“唯识学”。但在因爱好哲学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来张尔田先生讲“俱舍论”(代表小乘)、张克诚先生讲“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邓高镜先生讲“百论”(代表性宗),虽时间不长,也未列为哲学系正式课程,却仍可见蔡先生锐意繁荣学术和好学之精神。佛学不属旧学之列,却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难免遭非议。此时,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种社团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顾名思义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该“同盟”曾组织讲演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见。我研究佛学、讲佛学,自是被邀对象。我应邀作了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地点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可容千人左右。记得当时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讲。从早八点多开始,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曾先生,在台下自早听到晚,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可见对讲演内容感到有兴味。但须知对主讲人观点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讲“儒家哲学”时,有学生对旁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种态度,实未可厚非。学问学问,学而不问怎能求得真学问。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当时北大此种风尚是极可珍贵亦应加以发扬的。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那时以陈独秀、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新派,多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新青年》杂志诘问旧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价值何在?旧派张口结舌。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仍埋头于旧学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碍。学生一如教师,也分新旧。新派刊物名《新潮》,宣传科学精神与思想,内容充实而有生气。倾向于旧派的学生办有刊物名《国故》,却只是示人以一堆陈旧古董,根本无力与新派对垒。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决。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编辑: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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