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对母题的确认无一例外等于对其符号意义的确认。和帕诺夫斯基一样，形式对克拉考尔意味着“意义的运载器”。一部作品的症候意义，该作品与“揭示某个民族、某个时期、某个阶级、某种宗教或哲学信念”的行为模式之间的联系——图像学方法的原则——对他的方法而言是最基本的。

    即便在克拉考尔最富技巧性地展开其“预知”模式的段落中，图像学元素的符号含义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尼伯龙根》中的号兵、台阶和人构成的图案（与《意志的胜利》的场景比较）；范克影片中的云（再次与里芬斯塔尔【Riefenstahl】的影片比较）。

    引言直接参考帕诺夫斯基的论述，并对其“电影中的风格与手段”（“Style and medium in the Moving Pictures”）一文不吝赞词。《电影的理论》一书也多处参引该文。两位学者之间的长期友谊众人皆知。尽管如此，有关他们通信的出版物（以及德国学者福尔克·布莱德克【Volker Breidecker】的文章）仍有助于对他们的关系做更全面的描述，并准确地在帕诺夫斯基的作品中辨别出被克拉考尔的著作直接参引的部分。“现在我希望最终以著作形式展开的有关我对电影的思考几乎遵循着相同路线，”1941年10月克拉考尔写信给帕诺夫斯基，表达他对“风格与手段”一文的钦佩。在读毕帕诺夫斯基论丢勒（D　rer）的著作（1943）之后，克拉考尔写去长信，在信中，在讨论帕氏批评方法的特点时，克拉考尔确定了（但并不明晰地）自己著作的基础：“只有对材料最微小的细节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忠于材料的阐释……不单要在开篇时确立‘整体’，结尾处也应有体现，如同自然完成……始终都似透过墙上的小孔望向一片无边的风景。”

    帕诺夫斯基赞同上述评论，因为的确与他的方法一致，他回信说：“你是头一个让我觉得自己得到‘深刻理解’的人，”并称赞克拉考尔准确地把握了“技巧和内容的内在联系”。他用两人与电影世界同样的关系来说明他们极为相投：“全因我们都在电影中有所得！”当克拉考尔讲述自己构筑“新客观派心理学”的努力时，他强调这与帕诺夫斯基一篇有关佛兰芒绘画的演讲之间的联系“并不唐突”。多年后，他告知帕诺夫斯基自己对《潘多拉盒子》一书的看法，赞美“每个时代都由之汲取新意义”的母题的吸引力。

    不难发现，克拉考尔不仅把握了帕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独特方面，还发现了——明确而含蓄地——它与自己的作品和方法的相似和趋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这一趋同最超前且最具证明力的成果。正如列文所指出，帕诺夫斯基在《风格与手段》一文中的注意力集中于电影与物质现实间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将电影当做符号形式来分析。根据帕文1947年的版本，“电影媒介同样是物质现实”。在此基础上，他将自己的图像学方法适用于电影（专事分析“类型”和“流派”）。该观点同克拉考尔在《电影的理论》中的看法明显相似。按照福尔克·布莱德克的假设，克拉考尔可被视为社会研究所与瓦尔堡学派之间的一种纽带。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