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可是，大众装饰激发审美愉悦，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也同意其“合理性”。他的确曾经将之视作某种现实的表白，甚至比对那些“伟大的”、“崇高的”、艺术的创作评价更高，后者“以陈腐的形式培植过时的高尚情感”。“外在性”似乎比基于“内在性”和“个性”的美学概念更足取。尽管大众文化（如旅行和跳舞，克拉考尔在《大众装饰》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中曾有分析）的某些症状由间离机制引起，却仍忠于自身：“尽管物化的形式各有不同，却都表露出释放压力和对救赎的渴望。”因此，群众的形象根本是含糊的，他们是由资本主义引出的去神化（与对“万能自然”的浪漫主义崇拜及与此相关的神话思想决裂）的表现，不过还只是局部的、扭曲的。克拉考尔认为，“大众装饰表现为伪装在抽象外衣之下的神话崇拜。”在克拉考尔看来，理智在神话的破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理性”是“灰暗的”，因为“它能提供的合理解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无法令自身区别于对“人之基础”的充分理解。针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克拉考尔提出人文主义理性。

    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彻底放弃了这种开放性。“装饰性构图”、“装饰性图案”以及对人的几何化处理（见对朗的影片《尼伯龙根》的分析），如今只余下负面价值（因为将神圣的及神话的维度物化、非人化并予以重建）。作为其标志的是根植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朦胧的人文主义，它们已经丧失了资本理性带来的新奇性、复杂性和矛盾，以及在其强迫下完成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克拉考尔——埃尔塞瑟（Elsaesser）所言不差——和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5）中的观点相同，不过没有“机械复制”概念的“错综复杂”罢了。

    五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为分析电影与社会间的关系所做的贡献已得到公认。不过，重读本书会揭开一套不同秩序所具有的新奇性和生产性，若无引言章节的暗示，这套秩序叫人惊讶。图像学方法在书中的运用远胜于主题阐述带给读者的预期。

    克拉考尔始终在说明一部影片与历史情境、社会趋势或心理状况的关系，不单从主题的角度，也从特定形式和视觉图形的角度。图像学母题的连贯性确保了正文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即使当他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克拉考尔还是会谈及形式的和图像学的元素以及“内容”。这些形式是他进行符号意义、潜意识含意和症候功能分析的基础。他分析《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并认为在《柏林》与《M》之间存在连续性，作为“混乱的象征”的圆形物和螺旋形母题因此被选中承担起了核心功能。市集的布局（无政府状态的表现）在他对《卡里加利》和《蜡像馆》（Wachsfigurenkabinett）的分析中占据主导。在《瓦妮娜》（Vanina）中，无尽的宫廷走廊支持了他的阐释。在《疲倦的死》（Der M de Tod）中，则有狂欢游行和填满画帧的墙的影像。在《街道》（Die Strasse）中，充当混乱符号的是某个标记的生物形态影像，或是人行道上的波浪线。克拉考尔对某些母题——与人的形象分离的脚、警察协助某人过街或是男人把头俯在女人的膝头——的确认，使它们成为魏玛时期电影的圣像。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