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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由来

2014-03-12 17:10:39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左春和

   

    暴力潜藏在人性的深处,文明和文化使之幽暗或式微。暴力是一种权力意志的极度张扬,但并未否定它的隐藏和策略能力。它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是侵略或防御的瞬间力量的集合,是一种超限的工具。但是每个人都不愿谈及暴力,以防有为暴力辩护之嫌。然而,回避暴力的淡论并不能改变暴力的发生与存在,人类社会以来,暴力与文明如影随形。由于政治社会的排挤,暴力只能潜伏起来,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日渐模糊,暴力的真正面目也已经脸谱化。由于政治的日益精致,暴力又被刻意化妆,暴力在一些政治语境中又变得崇高起来。人们已经无法辨别暴力的真容,就像非民主制下的政治面孔。

  如果单纯地审视暴力,暴力等同罪孽,它是文明社会的死敌。每一个理智的人都会厌恶暴力,它是破坏和灾难的制造者,其背后的伦理不值得去同情,因此,人们不再去深究它的生成机理,只顾义愤填膺,穷追猛打。这是文化的作用对人的理性的普遍催眠,深入到暴力的背后伦理进行追问是一种稀缺,同时也是一种危险。因为暴力也产生许多悖论,暴力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朋友的朋友不一定也是朋友。

  暴力不同于权力,也不同于强力,它是绝对的强制命令。这是阿伦特的厘定。但是暴力往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表面现象,其本身并不能构成现实行为。无论是权力操纵之下的暴力,还是因权力压迫反抗而起的暴力,都离不开权力的广泛合作与参与。暴力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有侵略型,有反抗型,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令对手绝对服从。如果不考虑暴力的正义与否,这就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精巧计算,并非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出于一时冲动。有的反抗型暴力可能是长期谋划的结果,单纯的反抗型暴力在本质上是非暴力的,因为它可能在正义的范围内。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和平,其目的在于生命的安全。霍布斯说:“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须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正是由于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和对死亡的畏惧,暴力才有了作为的空间,在人们倾心于和平之路时,暴力正好抓住了人类的这一弱点。同时,对于暴力权的保留也是为了对于权力的制衡,权利的拥有并非就是鼓励使用暴力。公民的持枪权正是基于此理。

  滥用的暴力是一种愚昧,它从何而来?它与人类的历史一起走过了漫长的时空。从该隐第一个杀人开始,魔鬼就成为暴力和谎言之父。人类政治的起源就是为了消除人性中的魔鬼和暴力状态,但从来没有能够彻底实现这种理想。暴力的减少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并未消除于社会整体。魔鬼只是暂时被压制起来,并未全部装在渔夫的瓶子里面,而有的国家还为魔鬼的肆虐大开方便之门。民主社会的无数努力也只是束缚了魔鬼和暴力的发作范围,或者抑制了暴力行使的机会,但未能彻底将其根除。这本是世界的真相,除恶无法务尽,除恶者不能豁免恶之存在,因此任何人不具有道德优越,必须在自由和民主的省察之中。这是民主社会的诚实,这样才能把魔鬼和暴力的作恶降得最低。那些声言创造永久和谐的社会只是一种权力策略,其条件就是权力必须绝对掌控暴力工具,然后承诺创造人间天堂。在无处不在的对全民网格化的防范中,暴力为何频频出现?是暴力者自身无源由的暴力扩张欲望吗,还是另有促其生长的复杂条件?如果不去深究它的生长土壤,仅仅对于暴力的防范就是一场梦幻,因为防范本身可能就是暴力的发酵机制。当暴力无法针对权力本身之时,它被长期压制的能量即刻会转向薄弱和无辜的环节。瞬间的暴力发作不服从理性,也不要相信它的背后伦理,暴力的超限性可以随时摧毁一切人伦底线,这并不是它自身的创造,一切只是政治制度、文化伦理和机器暴力滥用的继承。

  由暴力取得的权力会继续使用暴力。政治结构往往把暴力划分为合法与非法,与己有利的则为合法,与己有害的则为非法。应该说暴力只是工具,它本身不具有伦理能力。政治权力赋予其正义,是因为它是流淌在组织内部的血液,是政治权力的起源。这样一来,暴力的面目被分化,其本质也失去了统一性。将暴力豢养起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是政治权力的一厢情愿。为自己争夺江山的暴力,是一种显赫武功,而任何与之对抗的暴力则是邪恶。遗憾的是,由暴力取得统治容易,但由暴力消灭暴力则比登天还难。但是政治权力以为紧握的暴力等同于权威,任何不服从只能是暴力粉碎的对象。这是对暴力的充足喂养,而不是消除。政治权力用暴力维持既得利益,被压抑的暴力必然用暴力来寻求反抗的正义。成吉思汗血淋淋地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到处追杀你的仇敌,侵略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然后听他们妻子儿女的痛哭声。”这是暴力反抗令人战栗的缘由,但它惊不醒权杖在手的人。当暴力的履带碾碎温和的玫瑰,只要不能彻底消灭春天,暴力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卷土重来。

  长期的斗争哲学和暴力美学已经赋予其意识形态色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成为政治权力的审美核心,专政的手段包括一切不择手段都已经道德化。马克思将暴力称之为在旧社会摧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并把国家称为暴力的工具。暴力之美名的获得,使其具有了在一定条件下的崇高性,因为它可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新世界建立之后,暴力本身的魔鬼性使其保留下来,它紧紧贴住权力的衣角,随时准备用美学化的崇高砸碎任何异义者。于是,暴力在专政之中有了诡异的逻辑,当其为强权所用之时,目的美化了这种残酷的手段,暴力受到政治权力的奖赏,获得正当性与利益勋章。当暴力为受侵害者所用之时,暴力与匪徒、与破坏同名,必然受到权力以及权力资源的道义谴责。但是基于权力专政的生存本能,从来是这样把持着对暴力的解释权。它可以是权力成功的正当基础,但不得向统治对象等价转让。在斗争哲学中,手段已经代替目的,暴力实践便是政治权力的生存方式。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公开的对于暴力的颂扬,也是坦诚自身与暴力的关系。现在看来,所有的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力,真正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开放和延展,革命与自由紧密关联。而暴力不一定就是革命,暴力必须摧毁自由。同样的是,用暴力实践所建立的世界,根本无法消除暴力,是因为权力中心无法剥离与暴力的依附关系,因此,用暴力维持的社会潜伏着更多的暴力,这是对斗争哲学的贴切回应。

  在由暴力建立的政治架构中,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用暴力征用的一切都视为政治正当。这种由暴力制造的斗争场域就弥漫了一种文化,对于暴力的辩护成为权力专政的政治正当。这还不仅仅是斗争哲学的问题,而是一种权力专制对社会的全面浸染,以此渲染开来,社会伦理崩溃,没有是非,只有成败,暴力仅是手段。权力的傲慢是其政治灵魂向现实的关闭,它以为仅凭暴力强制就可以打开人们的心灵防御。在任何暴力之中可能出现对恶的力量的审判,但审判本身也创造了恶,然后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由暴力作为母体创立的文化从来不会去实现善,谎言是它的外在显现。权力中的暴力存在是极权存在的证明,证明这世界并非只有民主自由,证明民主没有完成它的使命。谎言文化借暴力的力量反扑普世价值,这是它在权力中心面前的荣耀。真正的文化应该是对暴力的软化和征服,但是由斗争哲学支撑起来的文化建设无法脱离它的母体,文化的狰狞面孔便由此而来。充斥于这个空间的已不是善与悲悯,而是西风压倒东风,或者是东风消灭西风。真正的文化精神已被摧毁,或被蹂躏殆尽,文明成为这个世界被四处追赶的野魂孤鬼。一个由暴力机器控制了文化的世界不可能再流淌文明的甘霖,其文化的使命成为暴力的装饰,社会因此而坍塌。

  暴力可能摧毁一个国家,但它无法摧毁人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热情,它无法被暴力所扑灭,并且往往从暴力中汲取反抗的力量。斯科特·戈登说:“在所有人类信仰中,宗教教义是最难以妥协的,因为否定神学真理并不仅仅是推理中的一种错误。”有一种依持暴力的狂妄以为枪炮可以禁止信仰,于是宗教信仰自由被暴力所污亵。然而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宗教信仰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存在维度,它不会因任何外在的暴力所屈服。如果认为暴力压制了因宗教信仰而进行的反抗,那就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幻觉。当宗教自由被暴力所蹂躏之后,暴力的反抗将无处不在。任何宗教信仰都有排除政治强迫的天性,拒绝来自政治权力的物质恩赐,这种精神状态无法被特定的生存资源所收买。在宗教信仰中,世俗世界没有救世主,政治权力与之相处就需要智慧和宽容,并善于寻求政治与宗教的分野与秩序。如果一种政治自负以为对其可以武力专政,则是一种愚蠢的妄想,不但不能使其屈服,还会被宗教之火所焚毁。政治只是维持秩序,它本身不能发现真理,更不能创造真理。但总是有一种政治权力把自己当作宇宙真理的化身,偏要让所有的宗教低头称臣。在宗教信仰中,人们可以忍受贫困和肉体之痛苦,但无法接受精神方面的任何羞辱,如果有外在的力量以暴力的压迫介入他们的精神生活,那种残酷远远大于向他们索要生命。

  来自政治的暴力不是权力,更不是权威,它无法安抚任何关于合法性的质问,也无法安顿各种各样的即时反抗。由压迫而导致的暴力反抗完全由暴力种植而成,暴力为暴力反抗提供了足够的给养。反抗中的暴力可能是反逻辑的,也可能是任何逻辑的中断,因此,它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正是以此种方式证明其不息的力量。然而,现在还有一种权力姿态轻视暴力的各种可能,还以独步古今的傲慢高举自身拥有的资源,以此只能把暴力的发泻排挤在权力的防范之外,从而收到阴鸷的效用。但是它忘了,暴力这东西从不按常规出牌。“凡动刀者必死在刀下。”这是《圣经》中的忠告,但他们因权力而拥有了足够的自负。只有身怀无处不在的恐惧的人,在他们眼里,整个世界都是潜在的敌人。

  世界上的一切暴力都不会惧怕暴力的围剿,尤其在宗教信仰的支撑下,每一种暴力都有它的生长图谱。对于暴力的融化只能去堵塞它的生长路径,使其化剑为犁,而不是用更加愚蠢的方式逼其旺盛。民主政治需要妥协和宽容,更需要智慧,就是说,宗教信仰是不能强迫的,言论自由也是不能封堵的,越是自由的状态,暴力越没有生长的力量。许多宗教信仰并不惧怕死亡,因此不可以死相抵,它正是以放弃世间或放弃生命的方式来克服世俗,以赢得圆满和超越。非民主政治权力不具有倾听他们诉说的耐心,只相信自己任意挥舞的权杖。然而,暴力有一种绝对的力量,它从不在意对手的政治自信和阵容强大。如果当暴力作为弱者或受压迫者反击的一种证明受到追捧,那么这个世界的政治就是失败的,因为它把秩序引向了野蛮社会,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追问:到底谁应该出来接受历史的审判?

  (本文摘自影响力网)

  2014年3月8日

  (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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