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先生此文是为莫言《打油诗赠重庆文友》（2011-11-08）（后称《莫言打油》）一诗作辩护。他的主旨是：“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莫言的诗显然都不应该看作歌颂的诗歌，而应该是讽刺，对薄熙来有严肃的批评，并且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
　　
　　马悦然先生指责许纪霖“将莫言的《致一重庆文友》说成是歌颂那个声名狼藉的重庆前市长（马文误，应为“前市委书记”――引者）薄熙来所倡导的唱红打黑运动的诗歌”是“完全错误的”，“许纪霖教授和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
　　
　　诗无达诂――对诗歌作者的立意，读者、评论家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但是不可能穷尽其旨。作为专治中国文学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仅凭自己对莫言这首诗的理解，就断定他人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并代莫言申诉评论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是对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缺少认识，还是忽视他人的评论权呢？
　　
　　我在本文中的工作主题只是针对马悦然先生这个主张提出相反评论的可能！
　　
　　解读1，莫言诗题《打油诗赠重庆文友》
　　
　　马悦然先生把莫言诗题改写为《致重庆一文友》――马悦然英文原文是“To a literary friend in Chongqing”。
　　
　　为什么要这样改？汉语表达习惯，名词前常不带数字，解读该名词是指单数还是复数，须由语境来判断。从莫言不加限定地使用“重庆文友”来看，他诗题中的“重庆文友”显然是复数；而马悦然译文诗题中的“重庆一文友”则明确是单数。马先生不加说明地更改莫言诗题对象数目，是汉学水平不够，还是有意为之，我们不好判断。但是，马悦然认定莫言此诗主题是“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无疑，这个“认定”要能够成立，该诗就不能是赠给泛指的（复数的）“重庆文友”，而应是特指的（单数的）“重庆一文友”。
　　
　　在马悦然的文章发表多天后，莫言在德国《明镜周刊》采访中也宣称：“2011年秋天，一位重庆作家索求书法作品（这是我们之间的惯常活动）。我把这首诗寄给他了……在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我呼吁我的作家朋友们既不要站在右边，又不要站在左边，而是要站在人民一边。”（ Nobel Laureate Mo Yan: I Am Guilty，9/2013 (2013－02-25) of DER SPIEGEL）
　　
　　如果莫言这个采访中的上述说法可以采信的话，有两点令人置疑：其一，如果报道用词无误，莫言只说将这首诗寄给了他这个作家朋友，并没有说是这首诗是为这位朋友写的――从这位朋友只是向他索取书法作品来看，莫言专为他写首诗是不合常理的。其二，莫言既然说道“在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我呼吁我的作家朋友们……”，这就说明他这首诗，不是如马悦然所认定是“致重庆一文友”，而是写给泛指的重庆文友――这与莫言自己拟定的诗题《打油诗赠重庆文友》是吻合的。如果马悦然认为莫言在这个采访中的说法支持了他的观点，他就必须为读者解决这个矛盾：莫言这首诗既然只是“致重庆一文友”，为什么又呼吁“我的作家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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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打油》全诗共八句。下面我们分析马悦然先生对《莫言打油》的具体解读――《马文：道歉》称为“评论”部分的内容，全部文字约200字：
　　
　　解读2，《莫言打油》第一、二句：“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
　　
　　马悦然先生对第二句“举国翘首望重庆”没有具体评论，而只评论第一句说：“‘唱红打黑’诠释了薄熙来呼吁恢复文革精神的口号。”（ line 1: “Sing red， hit black!” translates Bo Xilai’s slogan calling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唱红打黑”是薄熙来提出的政治口号，而不是莫言原创、并且用以“诠释薄熙来呼吁恢复文革精神”的口号。无论从汉语译文，还是英语原文，马悦然的表述都显示他将“唱红打黑”的发明权转嫁（transfer to）到莫言头上了。从此看来，正如马悦然先生在文中将薄熙来的官衔从“市委书记”误作“市长”一样，他甚至没有搞清楚“唱红打黑”究竟是薄熙来还是莫言发明的。因此，他的评论认定莫言写诗讽刺薄熙来“唱红打黑”，既不荒唐吗？
　　
　　解读3，《莫言打油》第三、四句：“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
　　
　　马悦然先生认为诗中第三句“白蛛吐丝真网虫”一句的意义是“包括对网络上支持该运动(唱红打黑）的疯狂行为的一条说明”；而第四句“黑马窜稀假愤青”的意义是“‘窜稀’（黑马）是指过去无名小卒目前在薄熙来王国之统治下获得声望的人，其行为就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愤怒的青年’”。
　　
　　马悦然先生根据什么理由认定“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两句，莫言之意不是嘲讽薄熙来的批评者，而是嘲讽薄熙来的追随者。马悦然先生是得到了作者莫言亲自的解释吗？如果是，马先生应当告知读者其观点来自莫言先生，而不是称之为“评论”。当然，就是诗人莫言自己事后的说明，理论上讲也并非是无可质疑的。
　　
　　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莫言对“白蛛”和“黑马”所指有具体说明。他说：“当我使用‘白咮’，我是在指那些坐在电视机荧屏前探索现实的罪犯和腐败官僚的中国青年。而我使用‘黑马’，我则指那些扮演公知的（中国）人。”莫言这个说法，提供给读者两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其一，莫言明确否定了马悦然所谓莫言用“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两句诗嘲讽薄熙来追随者的说法。其二，莫言承认用“黑马窜稀假愤青”嘲讽“公知”。
　　
　　众所周知，在“唱红打黑声势隆”的时候，公开在网络反对薄熙来的主要群体，正是那批被媒体冠以“公知”称号的知识分子。马悦然和莫言先后公开主张《莫言打油》是讽刺薄熙来的。我们试问：莫言既然在诗中嘲讽反对“唱红打黑”的“公知”，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讽刺倡导“唱红打黑”的薄熙来呢？在这里，我们相信莫言，还是相信马悦然？
　　
　　解读4，《莫言打油》第五、六句：“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在马悦然先生原文中，对这两句没有解读。在该文发表后，马悦然先生于3月23日发表了《致朋友》的英文信，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是他对莫言该诗第五、六两句“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的评论。马悦然先生认为，这两句“只能理解为莫言对一位文友的忠告，如果认为涉及到薄熙来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可以同意说，这两句是莫言对所赠诗对象的“忠告”；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被忠告”的对象就是“一个文友”！莫言将“为文”与“当官”对举，互文关系至少让读者感到所赠诗对象并非单纯的文人，而且还是官员。
　　
　　马悦然自己表示的，对“为文蔑视左右党”一句的解读关系到理解莫言的基本立场。 抽象的解读，这句话可以视作莫言主张脱离左右党派之争坚守“文人独立”。但是，不要忘记，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左党”，又不是“右党”，而是唯一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毛泽东、邓小平的基本路线就是“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一个共产党应奉守的准则同样既不是“左”，又不是“右”，而是紧跟“正确路线”。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蔑视左右党”，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既不左，又不右，坚守党的正确路线”。
　　
　　不可忽视的是，诗歌作者，莫言本人就是中共党员。在他自己保持党员身份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是用“为文蔑视左右党”的诗句“‘劝告”自己的文友对党坚守“文人独立”，相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莫言的宗旨是劝告朋友要紧跟“党的正确路线”。马悦然认定莫言的主张就是劝告他的文友在“左右斗争”中坚守“文人独立”，显然是自作主张为莫言代言了。
　　
　　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莫言声明：“在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我呼吁我的作家朋友们既不要站在右边，又不要站在左边，而是要站在人民一边。”莫言这个事后声明，倒是与马悦然的观点形成了呼应。但是，不仅全诗没有“人民”或可以影射“人民”的字句，而且他直接劝告“作家朋友们”的两句“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完全是从作家朋友的立场出发的――自我保全和珍惜名声，这怎么就是“站在人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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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5，《莫言打油》第七、八句：“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马悦然先生文中，没有具体解读这两句，而是把第5－8句作为全诗第二段，并概括说：“第二段莫言清楚地叮嘱在重庆的‘文友’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站稳立场，保持人格。第四行包括一条典故，出自下面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这里，极其令人吃惊的是，马悦然先生竟然将“丹崖如火照嘉陵”解读为典出南宋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果说“丹心”与“丹崖”还可恍惚附会，“汗青”却实在不能穿凿到“嘉陵”啊！难道马悦然真不懂得“汗青”代指“史册”？“嘉陵（江）”怎么可与“史册”搅一块呢？其实，恐怕连莫言自己也不会否认，他的“丹崖”就是典出重庆的“红岩故事”，而马悦然先生不会不知道“红岩”的红色寓意吧？显然，马先生郑重其事地将文天祥的典扯到莫言这首诗中，表现了一个资深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史不应有的知识缺陷。
　　
　　在当代重庆历史叙事中，“丹崖如火”难道不就是“重庆闹革命”嘛？“如火”突出的不是一个“红”字吗？如果马悦然先生真要从文学上来解读，莫言该诗的结束一句“丹崖如火照嘉陵”，呼应的不是该诗首句“唱红打黑声势隆”？说得更明白一点，就诗读诗，“唱红打黑声势隆”的历史效果不就是“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这首打油诗，既始于“唱红”，又终于“唱红”――始终都在“唱红”。作为文学批评家，马悦然先生对此是否需要关注和解释呢？
　　
　　结语：对马悦然先生的评论
　　
　　尽管本人在此无意评论莫言《莫言打油》的主旨是吹捧还是讽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但是应当在此明确指出的是，莫言此诗通篇贯彻了强烈的政治意味，从用语到用典，都是与当代中国革命政治密切相连的，而且尤其是扣紧了从“红岩革命”到“唱红打黑”的重庆当代政治叙事。
　　
　　在《明镜周刊》采访中，莫言坚持声称《莫言打油》是一首讽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诗。他说：“我是在讽刺，我写了一首讽刺诗。”但是，莫言作如此声明的时候，自己是否注意到：他这首诗全诗八句，开始两句“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只是正面描述，第五、六两句“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他承认是对“我的作家朋友们”的忠告，结尾两句“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无疑是对赠诗对象的“君子励志”；在这首诗中，读者能够读到的讽刺诗句就只有第三、四两句“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然而，就是这两句讽刺诗讽刺的对象，莫言自己也声明了，讽刺的不是薄熙来，而是青年网民和公知。
　　
　　就文学解读而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解读全诗主旨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开始两句“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和结尾两句“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之间的明确呼应关系，其中“重庆”与“嘉陵”，“唱红”与 “如火”，在互文关系中，全诗给予读者的“红色重庆”印象，是不可抹灭的。在这首诗中，他的讽刺效果就是要在读者心目中树立“红色重庆”印象吗？是否“唱红重庆”就是讽刺薄熙来？莫言将自己这首诗认定为“讽刺诗”，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呢？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莫言打油》表现了毛泽东后期诗歌中的语言流鄙习气的影响。《莫言打油》的“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两句诗与毛泽东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念奴娇·鸟儿问答》）是有历史传承关系的。莫言在2011年11月8日通过微博公开发表“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的诗句，而薄熙来在3个月后（2011年2月8日）――王立军出逃成都美领事馆第2天，向他治下的重庆政法官员发出“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诗句出自毛泽东诗）的战斗号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与薄熙来，虽然身份悬殊，但对于毛泽东的诗风文字，都有共同的认同和接受。
　　
　　马悦然先生指责莫言的批评者不谈文学、只谈政治，不知马悦然先生是否注意到毛泽东的文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而且他的政治文学在莫言的文学文本中，如《莫言打油》所表现，是产生了严重影响的。一个文学家可以追求文学的纯正性，但是面对《莫言打油》这样充斥了政治寓意，而且文风严重被政治污染的文本，他作为文学家的使命是去清除污染，还是为这被污染的文学作无原则的辩护？
　　
　　马悦然先生指责莫言此诗的批评者表现了低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的水平。然而，如果马先生的“基本汉语常识”足够的话，应当不会在他这篇文章中犯上面诸多常识错误。他在《马悦然：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一文中表现出的常识错误的确表现得不及“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的水平。
　　
　　然而，我就自己既往对马悦然先生的了解，认为他还是一个可称优秀的汉学家。他写这篇文章为莫言辩护，缺少一位现代学者坚守的学术准则，不是从求真说理出发，而是为莫言做了乡愿。马悦然先生，不仅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而且是主张将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该奖评委。在中国古代科举中，主考官与考生的关系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相互间会形成强烈的情感认同和保护关系。马悦然这篇文章的表现，就是以座主的身份为门生莫言“做主”了。[NextPage]

　　相关阅读一：
　　
　　《马悦然：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
　　
　　相关阅读二：
　　
　　一首打油诗引发的道歉奇案
　　
　　许纪霖
　　
　　关于莫言的种种争论，本来已经平息，然而马悦然教授日前在新浪博客上发表《马悦然：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随即被新浪博客推荐到首页要目，引起网友关注。为何远在瑞典的马老先生迫我向莫言公开道歉？ 为的是莫言2011年11月8日在腾讯微博上发表的一首打油诗：
　　
　　唱红打黑声势隆，
　　
　　举国翘首望重庆。
　　
　　白蛛吐丝真网虫，
　　
　　黑马窜稀假愤青。
　　
　　为文蔑视左右党，
　　
　　当官珍惜前后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
　　
　　丹崖如火照嘉陵。
　　
　　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写作的背景正是薄熙来大红大紫、全国各地纷纷去重庆学习取经之时。莫言在微博上公开发表，不免给公众留下一个歌颂唱红打黑、肯定重庆模式的直观印象。我在评论莫言的文章和访谈之中，也以此为例证批评莫言在政治上没有守住“有所不为”的道德底线。
　　
　　关于这首诗的解读，本来在网络上没有分歧。事过数月之后，作为诺奖评委、著名汉学家的马悦然教授竟然独具慧眼，从中读出了相反的微言大义，以毋庸置疑的权威口吻判定：“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莫言的诗显然都不应该看作歌颂的诗歌，而应该是讽刺，对薄熙来有严肃的批评，并且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他在对该诗作了一番想当然的解释之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做出如下判决：“许纪霖教授对于莫言这首诗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但已经被互联网上的大量人士引用转载。一个像廖亦武这样的人不能理解莫言的诗我毫不奇怪，但是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还不能正确解读莫言的诗歌，让我就难以理解了。我觉得许纪霖教授和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
　　
　　我接到判决书之后，熬不住哑然失笑，甚至有受宠若惊之感。一个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竟然有本事影响海内外众多“互联网人士”，令这些“追随者”误入歧途，是何等的抬举呵！然而，这种思维逻辑，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我，似乎又颇为眼熟：我们不是经常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读到类似的句式：“在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煽动之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马老先生，您的抬举我实在不敢领受啊！我老实向您坦白，对这首诗的解读，我不过承蒙网络上众多网友的启发，绝对不敢掠首功为己有。以发布时间先后比照，便可知晓。
　　
　　马悦然教授的翻案文章，已经有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和多位网友指出其中的众多硬伤。可以说，他的每一句解释几乎都错误迭出：
　　
　　马：第一句：“唱红打黑”诠释了薄熙来呼吁恢复文革精神的口号；
　　
　　我们都知道，“唱红打黑”这个词的发明权不是莫言，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并非贬义，正是薄熙来、王立军所自我标榜的重庆模式的伟大政绩。
　　
　　马：第三句：包括对网络上支持该运动的疯狂行为的一条说明；
　　
　　这一句与下一句明显具有对仗工整、褒贬分明的中国诗歌特点，汉学家先生看不出来。竟然将意思搞反了。几天之后，莫言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解释说该句指的是网络上揭露弊端的年轻人（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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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第四句：“窜稀”（黑马）是指过去无名小卒目前在薄熙来王国之统治下获得声望的人，其行为就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愤怒的青年”。
　　
　　又错了。莫言后来坦承“黑马”指的是那些活跃在网络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非马悦然教授以为的薄党。
　　
　　马：第八句包括一条典故，出自下面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竟然从“丹崖”中读出文天祥诗句的典故，将“丹崖”误作“丹心”，这种文学的穿凿能力，令人惊叹。有网名为“顶级营销”的网友指出：“丹崖者，红岩也，《红岩》及其英雄人物”。是否正确，存为备考。
　　
　　诗无达诂，一百个观众眼里，就有一百个汉姆雷特，自古如此。马悦然教授的解读，即便与作者本人的诠释有差异或相反，也属一家之言，作为莫言得奖的推荐者，面对各种批评声音，解围心切，本来可以理解。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马老先生如此自负，草率成文，却自认真理在握，要逼迫与己意见不同者“公开道歉”，究竟从何而来的底气和戾气呢？
　　
　　几天之后，最新一期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对莫言的采访录。据说，莫言之所以一反躲避媒体的做法，而主动找《明镜周刊》，乃是因为他的作品《蛙》即将在德国出版，他在一些问题上急于有所表白，包括回应对这首打油诗的汹涌批评。当记者问及该诗时，莫言果然迫不及待地说这是一首对薄熙来的讽刺诗，他如此辩白：
　　
　　在2011年秋天，一位重庆文友要求我写一首诗给他，而这是我们文人之间的一个传统。我寄给了他这首诗，他收到后回复我：“看到这首诗，我不知是应该开心还是悲哀。”许多人在那些日子高度颂扬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一些作家甚至被邀请撰写颂扬重庆的文章。但是，当我写到“白蛛”是，我暗指那些在中国的年轻人，坐在电脑前通过网络揭露真实的罪犯与腐败官员。而“黑马”我是指那些假装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至于诗的其余部分，我呼吁我的文友们不要在左右派系间站队，而是要站在人民这边。

　　“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究竟是歌颂、还是讽刺，抑或不褒不贬的客观叙述？关键要看后面两句。如今莫言终于自揭谜底，原来在全诗中唯一被明显嘲讽的所谓“黑马”，乃是指那些“假愤青”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薄熙来、王立军甚嚣尘上的时候，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唱红打黑、揭露薄熙来重搞“文革”的第一线战士，正是莫言所不屑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而经常上网、热衷玩微博的他，肯定对此一清二楚。为何莫言如此厌恶反对薄熙来的“公知”，甚至不惜用“窜稀”（拉屎、拉肚子的意思，北方的骂人方言）这样罕见的刻毒字眼？不错，这的确是一首讽刺诗，但讽刺的真正对象，不是很清楚吗？
　　
　　假如网友“顶级营销”所说的“丹崖”指的是重庆红色文化的发源地红岩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全诗的最后高潮，当是热烈欢呼被薄熙来认作正统的红色文化“照耀嘉陵”。从歌颂开始，到欢呼结尾，真是一曲首尾呼应的好诗！
　　
　　即使退一万步，上述我的解读和分析统统不成立，反过来相信莫言辩白之真诚，相信他不仅讨厌自由派公知之“右党”，也反感薄熙来之“左党”，内心暗藏嘲讽的小小冲动，那么，比较起对“公知”的公然蔑视，对薄熙来的嘲讽未免显得过于隐晦，十分的小心翼翼、左顾右盼，给自己留足了可以全身而退、比正常要多一百倍的安全空间。这倒蛮符合莫言平时“乡愿”式的生存之道。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旦嘲讽隐晦到了连“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都无法窥见个中的微言大义，反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要想不被误读，也难。
　　
　　写反讽诗要避免被误读，必须有几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首先作者要具备高超的艺术技巧，将讽刺对象夸张到极度的变形、可笑，如此才有嘲讽的力度和效果。可惜的是，莫言的这首打油诗水准拙劣，不藏机巧。一位对中国古典诗词颇有造诣的青年学者在给我的信中如此评论：“这样的笔法表明作者写诗时并没有用心思去写它，随便写写；而我们知道，所有政治隐喻诗（如陈寅恪老先生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系列诗作），都是最花心思的，岂会随便挥笔而就。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这样低劣笔法的打油诗，作为阅读之传统，读者自然是就文字涵义直白去理解，而根本不会把它当作隐喻诗，因为它根本不具备被如此阅读的底线资格。”其次，要不被世人误解，更重要的不在于技巧，乃是作者本人平时的政治风骨，这才是诠释反讽诗真假之要害所在。在薄熙来气焰嚣张、人人自危的2011年秋天，莫言有这样的道德担当吗，符合他一贯的生存之道吗？
　　
　　一首信笔而至的打油诗，最终演绎成众所纷纭的罗生门，是莫言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悲哀。我一再说过，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研究者，我对莫言个人没有兴趣，而是对其所代表的普遍存在于当下知识分子中的犬儒和乡愿现象感兴趣。然而，现在有人指责我，莫言不仅不乡愿，而且是当年的反薄英雄，逼令我向他“公开道歉”，这倒令我万分诧异了。一首打油诗引发的道歉奇案，究竟孰是孰非，且让公众来裁决吧！因为文本一旦公诸于众，其解读权就不仅属于作者本人，更非自命的权威诠释者，而是所有的读者们，这是文学批评的常识，虽然非文学教授，但这点常识，我懂。除非有不容歧见的证据出现，想说道歉，不容易。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