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

　　他是教授，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两个名字与多种文体交织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一种全才的印象。生活里的他，是住在香港铜锣湾平易近人的长者，在维多利亚公园散步，在茶餐厅饮茶，在戏院看电影。

　　也斯本名梁秉钧。四岁时父亲去世，幼年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外祖父在一个农场种菜、养鸡，母亲起初也在农场做工，后来接一些穿胶花、粘火柴盒的手工活。外祖父喜欢旧诗词，擅长书法和对联，常跟儿孙讲广东才子伦文叙的故事。母亲在做手工时，《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念得琅琅上口。家庭的影响使梁秉钧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

　　梁秉钧读小学五年级时随母亲搬到北角，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新诗启蒙。当时的香港旧书店老板还用速印机翻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集，梁秉钧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

　　中学后期，梁秉钧在中环、尖沙咀的旧书摊上发现不少外国书，他开始试着翻译。考大学时，他选了浸会大学英文系，从此研究现代诗。梁秉钧认为自己成长的年代正与香港本土文化的发展同步。“香港的社会在变，1967年暴动之后采取方法舒缓社会内部矛盾，解决贫富悬殊、贪污的问题，所以1970年代开始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建公屋，年轻一代开始有机会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办杂志，《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出现了。1970年代开始写小说的人，就想着怎么去写香港的故事，相反以前难民那一代，可能就不是很想写香港。”

　　浸会大学毕业后，梁秉钧辗转任职多间报馆，他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认识了许多传媒、艺术界的朋友。他写了八年的专栏，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也出了一些书。1972年，梁秉钧和朋友合办《四季》杂志，尝试着做了一个加西尔•马尔克斯专辑，第二期又做一个博尔赫斯专辑。1982年，加西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大陆、台湾才开始陆续翻译其作品。梁秉钧说：“我们在香港比较早接触这些东西，也很想借鉴这种有热情也有艺术性、社会关怀的文学。”

　　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生，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写博士论文时，梁秉钧关心的是现代主义的问题。他本来想做的题目是研究美国诗人，例如庞德、盖瑞•施耐德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后来却发现美国学界研究诗歌的材料很多，反而研究中国诗歌的材料很少。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是很重要的时期，一方面是战乱与政治的变幻，使文学家受到很多困扰；另一方面，那段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梁秉钧开始尝试为这些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在整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历史时，梁秉钧在香港、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史丹福大学、哈佛大学的藏书中找到了很多材料，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终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写完论文回港任教之后，梁秉钧仍然保持收集新诗材料的兴趣。1987年，他到上海交流，访问了孙大雨、罗洛、施蛰存、辛笛。他也在继续寻找一些诗人的下落，如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他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的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他近期的研究是尝试整理1949年之后南来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当时很多文化人来了香港之后，丰富了香港的文化。他们慢慢融入社会之后，为香港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NextPage]

　　梁秉钧喜欢电影、旅行、饮食，而他为文化界公认的成就还是诗歌创作，常常作为香港诗歌的代表人物与世界级诗人对话。他笑道：“我对 ‘对话’很感兴趣。对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明白别人的立场，但也有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大家要怎么沟通，找到一个中间点，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交流。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或者中国对西方文学的理解，现在还是存在很多隔膜。如果能够更好地对话，进一步认识对方，对大家都有好处。”

　　梁秉钧的第一本诗集《雷声与蝉鸣》在1978年出版，绝版多年后，最近重新复刻再版。写诗，在梁秉钧心里有非凡的意义：“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你每天可能忙忙碌碌做很多事，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写诗是在平衡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是自己沉思、默想的空间。”

　　与写诗平行的电影、旅行与美食

　　写诗不是竞技，也不是赛跑

　　记者：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新诗是受传统古典诗词的影响大一些，还是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大一些？

　　也斯：两者都有。当时大家最明显觉得新诗是跟传统断绝的，说什么打倒孔家店，但我的研究是讲它的延续性。其实，第一代的五四新诗人，旧学根底都很好。闻一多、朱自清、刘半农都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沈尹默后来以书法家闻名。他们要摆脱当时的条条框框，不要写八股文，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东西。

　　我们现在经常讲，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本新诗集，跟传统决裂。胡适写文章很强调新诗，但是看初版的《尝试集》，其实里面有一半是旧诗，是由旧诗的形式挣扎出来的，本身是不彻底的，这未必是坏事。过去大家强调新诗西化的部分，但传统的部分一样重要。所以，我觉得比较文学有意思，就是因为它不只是讲传统或者西化，而是看在两者之间怎样协商，找一条出路。

　　闻一多对神话、《楚辞》、《诗经》很有见地，没有抛弃传统。周作人、鲁迅的旧文学功力深厚；到后一代的林庚—后来在北大教古典文学的—虽然他是新月派，但是他的诗有不少旧诗词的痕迹。沈尹默、吴兴华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也是很深的。当时好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不是西化就是传统的，其实他们是做了调和的，所以1940年代的新诗可能是最成熟的：没有表面化地跟传统对立，也没有表面化地抄袭和借鉴西方的东西，比较成熟地消化了两方面的东西。冯至、穆旦、郑敏、辛笛这些人的诗是比较成熟的。

　　记者：有人评20世纪新诗人，将穆旦评为第一。

　　也斯：我觉得评名次就没什么意义，台湾很喜欢选十大诗人，这是没什么意义的虚荣。写诗也不是为了排位，这不是一种竞技，也不是赛跑。

　　看电影带出人生问题

　　记者：你一直对电影很感兴趣？

　　也斯：1960年代，香港有一个电影协会，专门放一些外国艺术电影。当时法国文化协会每年3、4月在香港举办一个法国电影节，将最新的法国电影带过来，当时看了很多法国电影，还有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德国电影。我很早就开始在报纸写影评，有时候，是通过看电影才发现了不同的欧美文学。所以，电影给我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对写诗和小说也有影响。

　　记者：我们以前对文学的认识多是在文本上，现在电影对文学的影响似乎已盖过文本。

　　也斯：现在影像媒介的影响是比文本媒介大，写作或教书都面对这些问题，学生显然会对电影更感兴趣。所以，我有时想通过电影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如果学生是喜欢看电影的，就尽可能把他们带向文学里面比较深刻的对人性、对社会文化的描写。电影大师有自己一套人生观：《红白蓝》《十诫》的导演，波兰的奇斯洛夫斯基，对人生就有反省。

　　与汪曾祺、陆文夫的交往

　　记者： 《在柏林走路》这样的游记是否代表了你对旅行的兴趣？

　　也斯：旅行可以让你多看这个世界，多看不同人的生活，这跟我自己读比较文学也有关系，因为比较文学重视多元文化。我自己是喜欢旅行的，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散文。最早是1970年代写台湾的《新果自然来》、1980年代写大陆的《昆明的除夕》，后来有写纽约和东欧的《越界书简》、写柏林的《在柏林走路》。[NextPage]

　　1998年，柏林请我做驻柏林的作家，我在柏林留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柏林这个城市，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层次，战前的、战争的、战后的。德国人很能面对历史，他们不逃避，而且有时会深刻反省，这是很难得的。德国小说家格拉斯对德国的历史就特别有反省。

　　记者：你好像去欧洲比较多。

　　也斯：常去欧洲，近年也去了亚洲很多地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我跟日本文化评论家四方田犬彦作了对谈，谈东京和香港的城市文化，名为《往复书简》，在东京讲谈社出版。

　　我刚刚回来香港教书的时候，1985年左右，跟内地有过一些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当时遇到过一些作家，像老一辈的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也见到年轻一代的刘索拉、张辛欣、王安忆，大家沟通得挺好的。1985年前后，中国也出了第五代的电影、音乐家、小说家和诗人。我的散文集《昆明的除夕》，就是写1980年代遇见的文人、艺术家、内地的风土人情。

　　我很喜欢汪曾祺，他不装腔作势，交往很舒服，他叫我去北京看他，还说要做饭给我吃。他很会下厨，对生活充满兴味，能文善画，还说送画给我。1980年代之后他病了，我没法去看他，他后来就去世了，真可惜。我之前也去过苏州探望过陆文夫，他带我去吃饭，介绍我认识当年跟他一道下牢的大厨师，教我体会更多《美食家》中的细节。

　　叹饮食只是客串

　　记者：你还写了很多关于饮食的文章，《人间滋味》就很特别。

　　也斯：我原来一直喜欢写人物、写旅游。有一次，温哥华有一个文化节请我去演讲—1995年，我出版了《香港文化》—我讲得有点厌了，不想重复自己—刚好写了一些关于香港食物的诗，我就不做演讲，做了一个诗跟摄影的展览，通过食物探讨香港文化的问题。后来我陆续写了一些跟食物有关的题材，写东西方的后来结集成《东西》，写亚洲、日本的后来结集成《蔬菜的政治》。最近的《人间滋味》则是通过散文去写食物。

　　记者：你写饮食的风格跟蔡澜、李纯恩他们完全不同。

　　也斯：我也认识这两位经验丰富的食评人，跟他们一起吃过饭，也拜读他们的专栏，大家角度不同。《人间滋味》是为《明报》“星期天杂志”写的一系列生活散文的专栏。我的运气还好，不靠写食评赚钱，如果在报刊定期介绍食肆，就免不了有交际应酬，免不了要帮人美言几句。

　　我好像是客串去写食物的，不用捧哪一家食肆、哪个大厨，只写个人感受，或者通过食物写人情、人事。我向往周作人、梁实秋、林文月、逯耀东那种写食物和人事的传统，不想做功利的饮食指南。

　　记者：印象很深刻的是你写跟宋淇先生吃西餐。

　　也斯：宋淇很尊重朋友，也很维护他们。他来香港之后，广义地传扬传统文化，亦推介了新文学中优秀而被时代忽略的作品。1973年，他创办《文林》杂志。那时我刚刚出来学做编辑，进《文林》工作，其实就是跟宋淇先生做事。我通过宋先生接触到很多优秀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如黄宾虹、庞熏琴、关良的绘画，周文中的音乐，叶嘉莹的诗话，乔志高的翻译。宋淇是1950年代从上海来香港良性西化的文人代表，所以我用“吃西餐”借题发挥。我写食物，还是想写人的素质：遇到不同的事，他们怎么去处理。

　　南来作家如桥梁

　　记者：1950年代香港的南来作家中，哪几个人比较有代表性？

　　也斯：宋淇带着清华才子、办《西洋文学》的才情，来到香港在学院内外筹措。刘以鬯从上海来，有点继承了穆时英、施蛰存那种都市的、现代的风格，在商业社会进退周旋。曹聚仁的杂文、古典文学、文史修养很好，也做记者，有时候他写的东西，左右都不讨好，始终有点不得志。

　　之前有叶灵凤，来港后多写书话以及香港掌故。还有徐讠于，从过去浪漫的《风萧萧》转到写小人物的《江湖行》以至后来较哲理性的小说。上海来的还有易文，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位小说家，后来在邵氏、电懋等地方拍了很多电影，也写了很多小说。导演还有费穆，来到香港成立龙马电影公司。还有朱石麟、马徐维邦等。[NextPage]

　　另外有一些是从广州过来的，譬如力匡。他在1950年代过来，写诗和写小说，是挺受重视的一个作者，也做编辑。写小说还有齐桓、黄思骋等人。

　　我做研究，很喜欢胡金铨。胡金铨本来在北京读美术，到香港之后没事做，就做校对，校对电话簿。第二份工是校对佛经。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后来去片场画布景，之后做副导演、导演。他对中国传统的建筑、音乐、儒道佛的思想都很有研究，开创了新派的武侠电影，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很尊敬这一代人，他们就像桥梁，带了一些东西过来。

　　胡金铨最后有点不得志，他本来想拍《华工血泪史》，讲华人当年去建铁路的事。最后找到钱，准备开拍了，说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最后出了问题，真是壮志未酬。1970年代是香港文化本土化的开始。胡金铨之后，就是许鞍华这一代，本土的一代。

　　记者：许鞍华的电影像《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多是讲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

　　也斯：许鞍华算是比较能够生存下来的。她拍过很多题材，始终能保持一定水准。《天水围的日与夜》是拍草根阶层拍得比较好的，但她去上海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拍得不是很出色。

　　记者：以前常听人家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作为香港人，你有什么看法？

　　也斯：是啊，讲了很久，香港人自己也讲。但很奇怪，如果有人愿意去整理，就会发现很多值得看的东西。在香港写稿的人，很可能是两栖动物，既写商业的流行小说，也写严肃小说。如果可以理解这些，就会看到香港文化里的多一些东西。沙漠里也会有仙人掌。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