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维·皮林

    8月6日的广岛，一群和平鸽在原爆圆顶馆（Atomic Bomb Dome）令人触目惊心的残骸上空振翅飞过，寺庙里敲响了阴郁的钟声。这个素来苦涩而典雅的纪念仪式，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增添了几分酸楚。此人就是美国驻日大使约翰·鲁斯（John Roos），这也是自65年前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来，美国首次派代表出席纪念仪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派大使出席的用意简单明了。尽管此举有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抵触情绪——不少批评人士认为，鲁斯的出席可能会被错误地解读为美国在向日本道歉——但广岛是奥巴马所倡导的核裁军的有力象征。自奥巴马去年在布拉格发表演讲，呼吁建立一个无核世界以来，广岛和长崎的官员们就一直敦促他访问这两座城市，奥巴马尚未接受邀请。

    不过，奥巴马这一决定也可能出于另一种更感性的动机。当然，人们可以给出理由（尽管并不见得权威），证明投掷两颗原子弹缩短了战争，因此实际上是挽救了生命。然而，在阅读有关爆炸及爆炸后场景的报道——平民百姓被活活烧死或蒸发消失，还有些人因化脓的伤口生蛆，在忍受数月的折磨后死去——后，人们很难无动于衷，不由得认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是错误的。

    这还涉及到一些其它问题。过去60年，美日同盟对于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但人们往往不愿正视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这段关系是建立在精心编造的含糊其辞上——如果说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话。

    这种含糊其辞是两国“拥抱”关系的精髓所在——用杰出的战后关系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话讲，自原子弹爆炸后，战胜国美国和战败国日本之间一直维持着这种“拥抱”关系。在轰炸广岛后，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不敢亲口告诉美国民众事实。“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这是一个军事基地，”他称。“我们之所这样做，是希望在第一次打击中尽量避免平民伤亡。”直到《纽约客》（The New Yorker）将1946年8月整期都用来刊载约翰·赫西（John Hersey）对广岛的纪实报道，通过赫西对爆炸伤害那震慑心灵的描述，恐怖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对日本来说，日本与美国的长久友谊始于裕仁天皇（Hirohito）的投降诏书。在咝咝啦啦的广播中，此前被视为神的裕仁天皇恳求他的臣民们“忍所难忍，耐所难耐”。这很难算得上是对面前形势的明确认同。整个投降演说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用道尔的话讲：“他的任务不只是叫停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而是在宣布停战时，不否认日本的作战目的，或承认他们的暴行。”讲话中并未明确提及投降或战败，甚至一开始还在重复裕仁最初宣称的参战理由——为了“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裕仁将日本投降美化为一种高尚的行为，目的是避免继续使用这种“残酷之炸弹”而“破坏人类之文明”。日本的和平主义正是源自战争的残忍。

    几十年来，许多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做出了更为诚实的评价。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后，长期以来一直遭禁的有关战时暴行的纪录大量涌现。尽管如此，由于天皇依然在位，加之冷战使得战时的仇恨久久不褪——由此阻碍了亚洲出现欧洲那种和解——日本部分当权派一直在演绎着战争的另一种版本。在这种版本里，日本所犯下的罪行都随着原子弹的爆炸而涤灭，日本成了受害者，曾寻求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多数日本人对这种演绎不予认同，但它时不时会出现在教科书、博物馆陈列品和政客的演讲中。这种不易察觉的自我开脱意识，有助于解释日本各邻国为什么都不愿意接受日本官方的道歉，相反，却认为打历史牌很有用。（日本最新的道歉行为是，首相菅直人Naoto Kan最近就100年前入侵韩国表示道歉。）

    历史解读上的分歧基本上不会妨碍美日同盟。冷战的确定性保证了这一点。但这种关系要想经受住新的战略挑战，明智的做法是将其建立在一个更坦诚的基础上。无论是围绕美军基地的争论，还是日本在如何应对中国实力日增方面的不确定性，都明显体现出日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是该更深地投入美国的怀抱，还是该害羞地抽身。

    几年前，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同意撤下隔壁博物馆里的一块解说牌，上面指责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策动了美日战争，目的是增强美国经济。（而那些争议更大、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解释则原封未动。）在这种背景下，鲁斯现身广岛可以被理解为美国更坦率地看待历史的一种尝试。正因如此，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欢迎。如果做不到与战后的盟友开诚布公地对话，日本又怎能与战前的敌人达成真正的和解呢？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