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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话剧更食人间烟火

2017-05-16 09:33:59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梁盼

   
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还真是一点都不掺假的“对话体”,大有《论语》学生发问、夫子答曰的古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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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


  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还真是一点都不掺假的“对话体”,大有《论语》学生发问、夫子答曰的古典味。不过,孔子是面对面地教育学生,唾沫星子扑面而来,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异常拘谨,相隔甚远,仿佛不是对话,只是两人的独白而已。可偏偏,因为时空不可思议的交汇,才阴差阳错,交织成对话。


  此剧颇有一种追求简单形式美的倾向,但绝对不能称之为“抽象”。毕竟,一百年前的苦难,皆历历在目,中日两国的前世今生,亦纷至沓来。不管舞台上的人与物如何“低调”,也无法消解每一句台词所蕴含的超大信息量。虽然只是李、伊两人的舞台,但在他俩之间,既有中华民族的泪水,又有日本的狂欢,更有无数个血肉之躯在呻吟。


  这狂欢、泪水与呻吟,如滔天洪水,正四处蔓延,溢出剧场之外。百年前,我们没有自己的诺亚方舟;百年之后,我们把剧场当成巨船,可环顾汪洋,我们依旧患得患失,害怕着,憧憬着——一如李鸿章那张沧桑的脸。


  其实,历史反倒比话剧更具体,更有细节。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真真切切,分别在1885年、1895年与1898年有过三轮会晤。第一轮在天津,中国强势,李鸿章有底气,日本染指朝鲜的野心受到限制。第二轮,甲午交火,中国一败涂地,李鸿章远赴日本,在马关的春帆楼签订“城下之盟”。彼时,首相伊藤博文进取、嚣张,似乎无所不能,但在私人感情方面,他还是仰慕李鸿章,并叹息中堂大人生不逢时。


  正因伊藤留有余地,才有了第三轮他在戊戌变法前后来到中国,与李鸿章再继前“缘”——此乃中日关系非常吊诡的一幕。仅仅三年前,“马关条约”的耻辱,叫中国人视日本为世仇,但此刻居然进入蜜月期,亲如兄弟——中国意欲聘用伊藤为变法的总顾问。


  作为两国的顶尖政治家,李鸿章比伊藤博文年长近20岁,可这并不妨碍他俩惺惺相惜,引为知己,似乎“春帆楼”上的唇枪舌剑,还有李鸿章脸颊上挨的那颗子弹,皆非事实,只是传说而已。伊藤博文甚至较为真诚地认为,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这第三轮会面,几乎算是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再次紧紧握住了手。


  历史近乎荒唐,而话剧也非常尊重历史。不过,话剧毕竟是艺术,李与伊藤的第三次“对话”,被改到了稍晚两三年的《辛丑条约》签订时期。


  此戏的编剧用“对话”的形式探讨中国近代史,并引发国人对当下改革的思考,自有对历史的认知。但编剧本人也觉李鸿章及其所处的时代,太过于艰难与复杂,成一出话剧有些力不从心。


  我想,也许正因此才选择了化繁为简,抽出其精髓,直接以“对话”向李鸿章致敬。可我未曾料到的是,舞台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虽卖力交谈,但始终遥相对坐,未曾握个手寒暄一番,甚至谁都不看一眼对方,似乎皆不屑一顾。


  这造成了一种比近代中日关系史还要奇怪的感觉,仿佛历史比话剧更亲近,更生动,更形象,更有人情味,更食人间烟火。而原本,相较于历史,话剧舞台才应该是活灵活现的呀。


  真是累啊,不仅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揪心,而且舞台上的“李中堂”与“伊藤首相”,总叫我们观众的脖子扭来扭去。他俩如隔着漫长的历史,坐在地球的两端,隔空喊话,把思想碰撞的火花洒满整个黄海——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


  好在这种舞台设计,反使得我们急欲加入他们两人的论战之中——他俩各自“抢占”舞台一隅,互不干涉,所营造的巨大空间感,容得下所有观众走上舞台,与之同呼吸、共患难。


  李鸿章的扮演者何雨繁说,舞台的造型、戏剧的结构,皆过于单调,令他本人演李鸿章异常吃力,大有孤零零被遗弃在舞台上的失落感。


  他说这番话时,妆只卸掉一半,眼眶里残留着泪水,脸上挂满憔悴与忧郁。话剧最后的一刻,伊藤博文已离开,“对话”也彻底结束,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孤零零地窝在躺椅上,念起了那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在小剧场被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的确直逼人心。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对话”的抽象表演形式,令观众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话剧”,那么,到了李鸿章独念那首临终“遗诗”时,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已然被打破——我们仿佛默默地、无助地守着自己即将逝去的亲人,让他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


  当李鸿章念完这首诗,在场者就像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笼子里:不知囚禁我们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剧场。只知,他死前谆谆教诲——“莫作等闲看”——一直萦绕在剧场内外。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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