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细雨没完没了地下着。空气很重很沉，这种沉闷的低气压深深地影响着住户们的心境，他们忧郁、焦虑和急躁。林志成从工厂回来，神情沮丧。牢骚满腹的赵妻同黄家楣的妻子桂芳扯起了林家的家常。心不在焉的桂芳却在为自家的事儿犯愁：为了让到上海来的公公高兴，他们夫妇俩费尽周折，眼见着连东挪西借的日子也快熬不下去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施小宝从楼上下来，请赵振宇给她念家信。赵妻见了气不打一处来，硬是不许小女阿香吃施小宝买给她的方糕。而乐天派的赵振宇则对一切大小事情都极有兴趣，看到林志成便絮叨没完。
一个须发蓬松的中年男子的突然到来，使这个本来就躁动不安的弄堂像上了膛的炮弹一样，一触即发。他就是杨彩玉的前夫，志成的好友，葆珍的父亲———匡复。这意外的重逢弄得他们三个人同样的不知所措。面对匡复，林志成满心愧意，杨彩玉百感交集。当林志成终于向昔日好友坦白他已和彩玉同居后，这意外的消息使匡复难过，他后悔不该来这里。志成向他忏悔，请求他留下与妻儿团聚。第一幕在杨彩玉买菜回来的时候闭幕，不迟不早，正好把观众引入第二幕，急于知道接下来离散多年的夫妻重逢将会怎样。
然而，两人见面的那一刻最终也只得由观众自己去想象。第二幕一开启，情节便直接进入二人交谈的场景，在一问一答中用人情世故消解了观众对浪漫传奇的期待。面对还眷恋自己的妻子，匡复犹豫了：一方面，多年的监狱生活磨损了他的激情和锐气，他流露出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的软弱颓丧情绪。他也不愿加重志成的痛苦；另一方面，彩玉却明确地表示自己还爱着他，而志成不可能使她幸福。天真活泼的葆珍出现了，从她的举止中，匡复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也复活了一些热情和勇气。外面，李陵碑还在不厌其烦地哼着不变的曲调。黄父耳聋心不聋，看出儿子的困境，决定回乡去。施小宝被“小天津”逼迫着出门卖淫……彩玉还在恳求着匡复，匡复情难自已，与彩玉相拥。林志成从外面回来，他顶撞了工厂老板，拒绝迫害工人，愤然离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买来酒和熟食，要和匡复好好叙谈。这时的剧情发展带给观众一个可能，那就是林志成牺牲自己，成全这一对失散多年却又彼此牵挂的夫妻。
第三幕却又把惊异带给了观众：大家又猜错了，匡复一个人来，最后又一个人走，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无论每个人的心里经过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表面上看来，这座普通的上海弄堂房子又波澜不惊、恢复平静了。
晚饭后，志成有些醉意，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匡复饶有兴致地在和葆珍谈话，对她的关爱溢于言表。葆珍从赵妻那里听到匡复是她的生父，又由母亲证实了，忍不住向匡复喊了声“爸———”这使始终忧郁和苦闷着的匡复笑了出来。看到相亲相爱的一家三口，林志成暗下决心离开。这时，黄父要走了，他抱过小孙孙亲了又亲，偷偷地将塞了钱的小纸包放进孩子的怀里，由黄家夫妇陪着走出门。彩玉进到后间来看志成，发觉他在黑暗中收拾东西要走。当问到要去哪里时，他又很迷惘。彩玉了解他的苦心，痛苦不止，不放他走。听到他们的谈话，匡复痛苦而茫然地站在外间。
葆珍还在精神饱满地教小伙伴唱抗日歌曲《勇敢的小娃娃》，在战斗的歌声里，匡复打定了主意，脸上的表情也不再颓丧了。他写下一张字条，走到葆珍面前，抱了抱她，称赞她唱得好，然后拿了帽子，很快地扯开门，冒雨走了。彩玉追了出去。
匡复留下的信里写着：葆珍教了我很多，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我决不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在孩子们的歌声里，所有的人都振奋起来，加入到这“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大合唱中去。
这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五户人家的凡人琐事，是失落了生之欢乐的小人物的苦痛与挣扎。但剧作者并不允许他的创作沦入低调，葆珍的出现说明了“不爽朗的太阳”随时可以冲破云团，普照天下。《上海屋檐下》是一个富于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剧本，剧作者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戏剧结构的新颖尝试以及对环境气氛浓墨重彩的渲染，为这部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带来了动人的艺术魅力。首先，鲜明、多样的人物形象是剧作的一大特色。《上海屋檐下》是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他们有的在呻吟，有的在叹息，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愤怒，有的在反抗，有的却也像石缝中钻出来的郁郁葱葱的野草似的骄傲地伸展着。剧作者用精炼、准确、含蓄的语言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简简单单地勾勒出各具神韵、自然而真实的戏剧人物。
剧作对林志成、杨彩玉、匡复三人内心世界不可言喻的痛苦做了细致的描绘。如林志成初见匡复时的震惊、恐慌，无面目再见旧友的愧疚，后来决然出走又依恋难舍的犹豫不决；杨彩玉初见匡复时的羞愧饮泣，继而对往昔幸福生活的追忆，希望摆脱平庸的迫切心情，志成要走时的难舍难分，匡复走后的悲伤；以及匡复重获自由、寻到亲人后的喜悦，得知妻子与好友同居的混乱，面对去留问题时的矛盾，最后踏上新征程的难以言喻的痛苦与决心，都写得层次分明，步步深入，合情合理。对次要人物，剧作者则善于采用洗练的动作、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加以勾画。如对施小宝，只是通过她请赵振宇读信、查报，求彩玉帮忙赶走流氓“小天津”几个细节，和最后脸带泪痕狼狈地丢出一把铜板给车夫，然后和衣伏在床上痛哭的几个动作，便有力地勾勒出她生活无依无靠，被迫出卖色相的痛苦。对老报贩李陵碑，剧作者只写了他三次爬进小阁楼的动作，三句苍凉沉郁的京剧唱词便凸显出一个老人内心极度的悲伤与孤苦。对赵振宇夫妇，则通过两人之间频繁的争吵及两人对孩子打架、做算术题的不同态度这些琐碎的细节描写，生动地显示了他们一个乐天知命，一个怨天尤人的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如果说对赵振宇夫妇的描写是以性格突出取胜，那么对黄家的描写则可以说是以情节感人见长。其中，黄家楣为了避开父亲的面，拉妻子到大门口去吵架的一幕写得别具匠心。一方面写他们语出伤人，各不相让；另一方面又写他们处处替对方着想，相互怜惜，让人于琐碎而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发现感人之处。剧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那就是惟一真正可爱的葆珍。她出场不多，却通过她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的那股认真劲儿，使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更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是她的歌声给了她生身父亲正视现实，重新投入革命的勇气和力量；也是她的歌声使剧作的感情基调豁然开朗。
《上海屋檐下》没有提挈全剧的主要情节，而只是按自然的时间顺序，从日常生活中展示人物的性格，这种取材的平凡和结构的朴素、貌散实严构成了剧作的第二个特色。
在取材上，剧本中写了五户人家，他们职业不同，生活不同，正如上海通常的邻里之间一样，他们也漠不相关，各自忙碌着奔往不同的命运和目的。他们各自的家事纠纷和情感波澜时而分别进行，时而交叉进行、互为补充，共同体现出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深重不幸。剧本里没有一句话解释他们为什么痛苦不堪，但这些小人物发霉的生活却又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如何造成的。剧作者把包含重大社会矛盾的一面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曲折地隐藏在情节背后，这一隐一现双层式的结构框架，不但留给观众深刻思考的余地同时也以一种更为亲切自然的抒情性来打动观众。
剧作者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是其创作的第三大特色。这种气氛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环境，而且还是渗透着时代气息、掺杂着社会矛盾和人物情绪的戏剧氛围。在剧作中找不出具体年代特征的描写，没有“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字眼，也未记述任何重大政治事件，但却透露出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政治气息。
剧作者采用含蓄的方式来渲染时代气氛，集中烘托的就是黄梅天气。这黄梅气氛贯穿始终，几乎成了剧中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如赵妻数落：“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简直连青菜也买不起了”；桂芬叹息：“唔，套鞋也漏啦”；黄父着急：“还在下雨，老天爷不给穷人吃饭啦”；妙在不光只有抱怨，还有乐天派赵振宇的自我开解：“愁什么，尽下，总有一天会晴的！”对梅雨天气的描写有多处，这是自然环境的描绘，也是政治气候的渲染；是沉闷时代的反映，也是人物心境的折射。全剧透过上海屋檐下这一方小小的窗口，立体地透视出30年代的历史真实，并凸现出历史必然前进的趋势，使剧作具有一种深沉而感人的艺术力量。
当然，剧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在剧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不管是落后的还是进步的思想，似乎都还没有充分揭露，还没有尽情发挥，而他们之间的戏剧冲突也还没有展开到应该展开的程度。与同时期的优秀作品相比，《上海屋檐下》缺乏像曹禺先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度与幅员。
刘超撰
参考文献：
夏衍：《谈〈上海屋檐下〉创作》，《上海屋檐下》，193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唐：《廿年旧梦话“重逢”———再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演出》，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陈坚：《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宋保成：《论夏衍戏剧的人文意识》，《艺术百家》2000年第2期。廖斌：《庸常生活潜流下的社会人生悲喜剧———略论〈上海屋檐下〉独特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南平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另一方面又写他们处处替对方着想，相互怜惜，让人于琐碎而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发现感人之处。剧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那就是惟一真正可爱的葆珍。她出场不多，却通过她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的那股认真劲儿，使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更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是她的歌声给了她生身父亲正视现实，重新投入革命的勇气和力量；也是她的歌声使剧作的感情基调豁然开朗。
《上海屋檐下》没有提挈全剧的主要情节，而只是按自然的时间顺序，从日常生活中展示人物的性格，这种取材的平凡和结构的朴素、貌散实严构成了剧作的第二个特色。
在取材上，剧本中写了五户人家，他们职业不同，生活不同，正如上海通常的邻里之间一样，他们也漠不相关，各自忙碌着奔往不同的命运和目的。他们各自的家事纠纷和情感波澜时而分别进行，时而交叉进行、互为补充，共同体现出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深重不幸。剧本里没有一句话解释他们为什么痛苦不堪，但这些小人物发霉的生活却又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如何造成的。剧作者把包含重大社会矛盾的一面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曲折地隐藏在情节背后，这一隐一现双层式的结构框架，不但留给观众深刻思考的余地同时也以一种更为亲切自然的抒情性来打动观众。
剧作者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是其创作的第三大特色。这种气氛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环境，而且还是渗透着时代气息、掺杂着社会矛盾和人物情绪的戏剧氛围。在剧作中找不出具体年代特征的描写，没有“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字眼，也未记述任何重大政治事件，但却透露出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政治气息。
剧作者采用含蓄的方式来渲染时代气氛，集中烘托的就是黄梅天气。这黄梅气氛贯穿始终，几乎成了剧中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如赵妻数落：“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简直连青菜也买不起了”；桂芬叹息：“唔，套鞋也漏啦”；黄父着急：“还在下雨，老天爷不给穷人吃饭啦”；妙在不光只有抱怨，还有乐天派赵振宇的自我开解：“愁什么，尽下，总有一天会晴的！”对梅雨天气的描写有多处，这是自然环境的描绘，也是政治气候的渲染；是沉闷时代的反映，也是人物心境的折射。全剧透过上海屋檐下这一方小小的窗口，立体地透视出30年代的历史真实，并凸现出历史必然前进的趋势，使剧作具有一种深沉而感人的艺术力量。
当然，剧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在剧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不管是落后的还是进步的思想，似乎都还没有充分揭露，还没有尽情发挥，而他们之间的戏剧冲突也还没有展开到应该展开的程度。与同时期的优秀作品相比，《上海屋檐下》缺乏像曹禺先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度与幅员。
刘超撰
参考文献：
夏衍：《谈〈上海屋檐下〉创作》，《上海屋檐下》，193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唐：《廿年旧梦话“重逢”———再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演出》，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陈坚：《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宋保成：《论夏衍戏剧的人文意识》，《艺术百家》2000年第2期。廖斌：《庸常生活潜流下的社会人生悲喜剧———略论〈上海屋檐下〉独特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南平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