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恒夫
【摘要】生活于浙江东部地区的堕民因地位卑贱，不得从事“士农工商”四民所做的行业，只能为所依附的门眷红白之事服务与在地方的迎神赛社、祈禳行傩的活动中承担演艺的事务。因而他们大都有着较高的吹拉弹唱的艺术修养，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戏曲演员，对于绍兴乱弹、调腔、滩簧等剧种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浙东堕民戏曲
在浙江东部地区，曾生活着一群群被称为“堕民”的人。他们的地位极其卑贱，是当地士、农、工、商四民们共同的奴仆。即使是四民中的贫困之人，亦可以指使他们。他们又被称为“堕贫”、“惰贫”、“惰民”、“大贫”、“乐户”、“小姓”、“丐户”等等，从其称呼上亦可以看出，平民对他们是十分鄙视的。
关于他们的来历，有数种说法，如越国时“野合之后”说［①］，安史之乱乐工后代说［②］，宋朝“判宋降金”之焦光瓒部后人说［③］，元朝所贬宋皇室与大臣子孙说［④］、元蒙国灭后所遗后裔说［⑤］、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部属后代说［⑥］、“靖难之役”建文忠臣之后说［⑦］，等等。许多研究堕民的学者都对这诸种说法做了一一甄别真假的工作，但都不能确定一个令人信服的来源。其实，浙东以及其它地区的堕民乐户，并非来自于一时一朝，历朝历代都有因罪而被贬为贱民的罪犯和他们的家属，上述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也就是说浙东的堕民，其先祖有的是在先秦被贬的，有的是在明代被贬的。因时间久远，他们的后代也弄不清楚从何时起成为贱民的了；又因无文字记载，连博学的祝允明、徐渭、沈德符等人也考证不出其来历。浙东地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堕民，是因为该地区相对于其它地方，比较安定。自宋之后，又是重兵驻紮之地，便于对他们进行管束。
他们不论是从哪一朝代被贬的，其卑贱的地位都是一样的。所在地区的社会对他们有十大禁令，为：一禁入学读书，二禁进入仕途，三禁从事工商，四禁耕种田地，五禁与平民婚配，六禁高声说话，七禁昂首阔步，八禁聚众集议，九禁夜间喧哗，十禁成群集队。前四禁是不允许他们进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领域，后六禁是对他们行为的约束。那他们以什么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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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编撰的《会稽志·风俗篇》云：“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男业捕蛙，卖饧，拗竹灯檠，编机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方言跳鬼）。女则为人家拗鬏髻，梳发为髢。”其实，堕民还有一项普遍为之的重要行业，徐渭没有说，倒是比徐渭稍早一些的叶权（１５２７－１５７８）在《贤博编》中说了出来，云：“民间吉凶事，率夫妇服役，鼓吹歌唱，以致舁轿、篦头、修足，一切下贱之事，皆丐户为之。”［⑧］又万历年间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绍兴堕民，谓是胜国勋戚，国初降下之，使不与齐民列。其人止为乐工，为舆夫，给事民间婚丧。”［⑨］即鼓吹歌唱。堕民研究的学者俞婉君在对绍兴一带的堕民作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以后说：“清末以来，堕民成为戏业的台柱子，绍兴地区三埭街，几乎每户人家都与‘戏’字结下不解之缘。男堕民不仅在主顾家充当吹鼓手，还多以戏业为主业，演技好的进专业剧团，演技一般的进唱班。三埭街名演员辈出，只要你与他们闲聊，几乎每个老人都会告诉你，他的爷爷当年在绍剧团是‘红’得如何如何，他的父亲扮小生如何如何。”［⑩］笔者在慈溪市坎墩街道调研时，堕民的后裔也说，他们先辈有半数以上的人以吹唱做戏为业。［１１］
因资料缺如，我们无法知道清中叶以前堕民与戏曲的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但就现存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得知，在花部兴起以后，他们对于浙东地区戏曲的繁胜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堕民有着相对固定的服务对象，其对象被称之为“门眷”、“主顾”与“门户”。服务的内容为门眷家的人生礼仪、岁时节日的庆祝活动和人死后的殡葬活动，而这些活动若要产生艺术的效果，
就必须借助于吟颂、歌唱、鼓吹、丝弦等手段。堕民为了得到门眷的肯定，从而得到较多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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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习学这些技艺。其子弟从孩提之时起，就弄丝吹管，或发声习唱，并随从父兄为门眷服务，边学边做。女子因日后要以剃发、陪嫁、婚典司仪等为业，亦要掌握具有表演性质的程式与颂词。如老嫚（女性堕民的俗称）在主持新婚夫妇饮“合卺酒”时，吟唱道：
珠罗宝账挂两旁，锦绸绣被铺满床。
高杯共饮合卺酒，举案齐眉共敬觞。
互敬互爱同欢乐，宜子宜孙代代芳。
敬长育幼和邻里，夫唱妻随百年长。
到了撒帐时，老嫚又唱道：
重重叠叠上瑶台，天上神仙送子来。
撒帐撒过东，麒麟送子喜冲冲。
美才子，巧佳人，一株梅花一放翁。
撒帐撒过南，添丁生子喜加欢。
送子张仙送百子，早生贵子合家欢。
撒帐撒过西，红梅添竹过芳菲。
两个周年多一口，鸳鸯少年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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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账撒过北，观音送子忙碌碌。
枣子莲子加青子，多子多孙多福禄。
东西南北都撒到，夫妇百年同偕老。［１２］
浙东地区又称女性堕民为“甜嘴老嫚”，实是她们在为门眷服务的活动中，好话连篇地吟诵着一段段固定的颂词，相当于民间小戏中的“赋子”。
男性堕民所做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就更多了，他们在一年之中有数次民俗演艺活动，我们仅以象山县为例，来看看一个县的堕民的表演日程安排。
“正月开岁三日，乐户沿家鼓吹，谓之‘闹堂’。……十三、四夕，乐户又沿家鼓吹，谓之‘闹灯’。”
“三月三日春祈，凡土谷神祠及街巷桥道皆演剧赛会。……二十七日作苍龙诸物以赛神。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城中五境神齐集酌献。”
“五月邑蜡祭，曰‘做青苗’。”
“六月六日，是日石浦赛会。城东梅溪岙六月二十日集社赛会。”
“七月十五日，东乡爵溪赛会，后数日石浦且迎赛纸会。”
“十一月冬至日，……是日丐头带钟馗巾，红须持剑，至街上驱鬼逐疫，向各铺敛钱，俗谓‘跳灶王’，即古傩礼，又曰‘打野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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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野狐”又可称为“打耗”、“打鬼胡”等等，是一种古代行傩活动的遗存，旨在驱邪纳吉，招财进福，在浙东地区是极为普遍的，仅是时间上先后不同，以百里的区域而言，几乎月月有行傩的表演活动，计一月有“上元傩”，二月有“立春傩”，三月有“上巳傩”，四月五月有“太平傩”、“端午傩”，六月有“保安傩”，七月有“中元傩”，八月有“驱蝗傩”，九月有“朝案傩”，十月有“立冬傩”，十二月有“祀灶傩”、“除夕傩”等。民国《昌化县志》卷六“风俗”记一月“上元傩”曰：“上元旦，神庙并各街市悬放花灯，若龙马禽兽诸状，看灯者或放烟花爆竹，扮为俳优假面之戏。”［１４］清光绪《鄞县志》“岁时民俗”记十二月的风俗云：“腊月堕民带钟馗巾，红须，持剑至各家驱鬼，谓之‘跳灶王’。”［１５］又民国《鄞县志》卷二“风俗”记十月“立冬傩”曰：“堕民谓之丐户……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鼓钟戏剧种种，沿门需索。”［１６］《诸暨县志》“岁时民俗”云：“十二月二十五日，俗谓之‘醉司令节’。傍晚，缚黄竹灯盏为神轿以送灶，祀神以汤团，供面糖于盘，谓恐神奏人过，借此以糊口也。先数日，丐头饰四目作方相氏状，更扮一村女，鸣锣击鼓，沿门叫跳，谓之‘跳灶王’。”［１７］
这么多的演唱活动，自然地就养成了堕民较高的吹拉弹唱与表演的艺术技能，由此而走向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就非常容易了。
浙东地区是戏曲的繁胜之地，有十多个剧种，影响较大的有调腔、宁海平调、绍兴乱弹（即绍剧）、诸暨乱弹、台州乱弹、湖州滩簧、余姚滩簧、宁波滩簧与越剧等。可以说，这些剧种，都有堕民的参与。
根据现存的文献与田野调查来看，堕民的演艺活动是从吹打说唱开始的，这些活动被称之为“鼓手”、“清音”或“大棚清音”，受雇于四民之家的结婚、做寿、添丁或祭祖、出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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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手”以吹打为主，乐器多为唢呐，吹奏的曲牌有《中和乐》、《小开门》、《骑马调》等。
“大棚清音”是在搭制的大棚内进行弦吹歌唱。堕民艺人坐在两张八仙桌搭成的台子上，自拉自唱。乐器有竹笛、洞箫、笙、头管、唢呐、二胡、板胡、徽胡、月琴、三弦等。乐曲有《将军令》、《嘉兴鼓》、《闹龙舟》、《十番》等。所唱的曲目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如用［十二月花季调］唱的《孟姜女寻夫》为：
正月梅花年年红，可恨秦皇良心凶，活捉我夫去做工，孟姜寻夫到长城。
二月兰花盆里青，孟姜日夜不安宁，想起我夫万喜良，活拆夫妻两离分。
三月桃花一树红，四季衣衫背在身，只要寻到我夫面，双脚走起血淋淋。
……
十一月水仙满屋香，快到长城见夫郎，拿出棉袄快穿上，免得夫君见我冷。
十二月腊梅带雪开，走到长城泪已干，哭一阵来走一阵，哭倒长城我心也甘。［１８］
“鼓手”与“清音”，无疑为堕民扮演戏剧奠定了基础，他们能够吹弹乐器，能够歌唱与说白，又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当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进入戏曲艺人的队伍中了。当然，他们成为戏曲艺人后，仍然兼做着“鼓手”与“清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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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鼓手”与“清音”之外，有的堕民还演出木偶戏。在民国时期余姚的北周巷、泗门、临山一带，曾有二十几个木偶戏班。他们将自己制作的木偶人，涂抹上戏曲的脸谱，穿戴起戏衣，演出《白蛇传》、《狸描换太子》之类的剧目，一边提线，一边歌唱。被观众称之为“小戏文”。有剧目，会歌唱，艺人又掌握了一定的表演程式，改木偶戏为艺人自己来演戏，亦是比较容易的事。由北方许多皮影戏转变为人演的碗碗腔剧种、由提线木偶嬗变为合阳线腔剧种亦能得到证明。当然，堕民的木偶戏艺人也不会全部丢弃木偶而改为自己扮墨登场。笔者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堕民艺人很容易从事戏曲这一行业罢了。
自从他们从事于戏曲的演艺行业后，其原先掌握的音乐曲调、表演方式必然会给所在的剧种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堕民原先掌握的艺术被带入到戏曲中来，成了所在剧种的艺术质素。
堕民所用的曲调比较丰富，有几十支之多，如［开金锁］、［柳青娘］、［鲜花调］、［军和乐］、［湘江郎］、［九连环］、［如意曲］、［细十番］、［下山虎］、［如云飞］、［十番］、［文妆台］等等，都能在浙东各戏曲剧种中找到。如绍兴乱弹（绍剧）的主要唱腔曲调为［二凡］、［三五七］和［阳路］，其中［三五七］原为堕民用的丝竹锣鼓伴奏歌唱的曲调，它流畅委婉，感情浓郁，歌唱时前句为三字和五字，后句为七字，故称“三五七”。
堕民参与最多的剧种是绍兴乱弹。清范寅在《越谚》“不齿人”中称：“班子，唱戏成群者，有文班、武班之别。文专唱和，名高调班；武演战斗，名乱弹者，皆堕民为之。”由于许多绍兴乱弹班的主要演员甚至班主都是堕民，所以绍兴乱弹的演出方式也深受一般堕民原先的职业性质的影响。因堕民承担着所在地区一年中迎神赛社以及祭祀的演艺活动，故乱弹班演出的多为“庙会戏”──在各种神道如关帝、包公、龙王、火神、岳帝、五猖、城隍、土地等等诞辰祭祀活动中演出。目连救母戏也是绍兴乱弹的一个频繁演出的剧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连戏是祭祀鬼神的“平安大戏”。又因为许多男性堕民终年为门眷的家族祠堂服役，上香、扫地、拂尘，受命请众人至祠堂议事，因此，在门眷的先祖诞辰与忌日，他们便在祠堂演戏，以娱亡灵，这种戏称之为“祠堂戏”。再是当门眷有娶媳嫁女、满月周年、建筑新房、祝寿还愿的活动时，堕民一定会上门服务，从料理宴会、迎来送往到陪伴新娘、送女出嫁，可谓大小事务，无不料理，而堕民有了演唱戏曲的才能后，自然地会以表演戏曲的方式上门服务，这类戏称之为“喜庆戏”。当然，这些演出都是有偿的，庙会戏由地方公众集资，祠堂戏由家族付酬，而喜庆戏则由门眷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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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眷处讨要财物，是堕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而戏曲正戏前面的彩头戏，是最容易讨赏的，因此，堕民演“祠堂戏”与“喜庆戏”时，“彩头戏”特别多，有《庆寿》、《跳加官》、《跳魁星》、《赐福》、《掘藏》、《寿红袍》、《百寿图》等小戏，也有寓含吉祥的折子戏，台《六国封相》、《桃园结义》等。
由于堕民的地位较低，路上遇上四民总是送上良好的祝福，吉庆之语整天挂上嘴上，他们欲以此取得四民的欢心，这在他们取的班社名称上也有所反映。民国时以“吉庆”为名的绍兴乱弹班的班名有几十个之多，如：
百阳新吉庆平安吉庆连升吉庆连朝吉庆老双鱼吉庆新双鱼吉庆
老长安吉庆双鱼新吉庆双和新吉庆荣寿新吉庆文明吉庆文明新吉庆
日月新吉庆长安新吉庆广宁吉庆锦秀吉庆老鸿秀吉庆如意吉庆
堕民班社所演的剧目乍看与一般的班社没有什么两样，丰富而有多种类型，实际上，其内容很少是家长里短的家庭生活戏或缠绵悱恻的男女爱情戏。以绍兴乱弹为例，早期尺调时期的代表性剧目有《对珠环》、《药茶记》、《钓金龟》、《三官堂》、《四国齐》、《雌雄鞭》、《宝莲灯》、《百花台》、《阴阳斗》、《打登州》、《龙虎斗》、《紫霞杯》、《双贵图》、《赐绣旗》、《打金冠》、《奇双会》、《双鱼坠》等。或表现朝廷内的忠奸正邪的斗争，或表现保家卫国的征战杀伐，或表演冤屈之人的报仇雪恨，或表现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等等，其正面的人物都正直无畏，富有智慧。这些剧目流露出堕民被社会贬抑的不平之气，反映了堕民对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生活的向往，也表现了他们性格中潜在的刚毅、坚韧、不甘落于人后的品格。
由于一些堕民长期从事戏曲演出，技艺水平不断提高，使他们具有了走出浙东，到外地冲州撞府的能力，有的甚至到京城卖艺。下列三条材料反映了清代堕民艺人进入京城的点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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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延煦等编的《台规》卷二十五云：
康熙十年又定，凡唱秋歌妇女及堕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
清孙丹编《书定例成案合钞》卷二十五“犯奸”条云：
刑部议，管顺天府府尹事施条奏应行令宛、大两县并五城司坊官员，将秧歌脚、堕民婆速行尽驱回籍，毋令潜住京城。
清《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五《刑杂犯》云：
民间妇女中，有一等秧歌脚、堕民婆，及土妓、流娼、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原籍。若有不肖之徒，将此等妇女容留在家者，有职人员革职，照律拟罪。若平时失察，窝留此等妇女之地方官，照买良为娼，不行查拏例罚俸一年。［１９］
可能是因为他们演唱的内容不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统治者才严令将他们赶出京城。
正因为吹拉弹唱与表演是堕民主要的挣钱方式，与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他们所拜的神祇与一般的戏曲班社一样，为唐明皇，绍兴的堕民居住区“三埭街”，设有唐皇庙，又称“老郎庙”。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各路堕民戏班会自动聚集在老郎庙，焚香燃烛，以三牲祭祀。平时，每个戏班都供奉着本刻的老郎的戏神，外出演戏时，必须带着戏神偕行，一到演出地，即请出戏神，由班主带领全体艺人向戏神行叩拜大礼，祈求他的保佑。
从事戏曲业的堕民与不从事戏曲业的堕民相比，其社会地位明显地高于后者，如果是一个班社的台柱，其唱、念、做、打的技艺又比较精湛，那么其社会地位更高。绍兴乱弹班中演活美猴王的确“六龄童”章宗义，就受到了戏班活动区域内的观众的热捧，甚至人们不再视他为堕民。因此，是凡有条件的堕民都愿意从事戏曲业，而已进入戏曲行业的人，则竞竞业业，精益求精。故而，从整体上说，堕民戏班的演出水平高于当地的平民戏班，有些平民艺人为了提高技艺与收入，不惜身份，投到入堕民的戏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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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堕民与戏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有些剧种如绍兴乱弹若没有堕民的参与，在清末民国年间就不会有那么快的发展。笔者限于资料，只能作上述的简单介绍，至于堕民在声腔上做过哪些贡献，在滩簧、调腔、越剧甚至当地的昆剧上，进行怎样的参与，他们自创了多少剧目，他们演出的仪式又是如何，等等，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地调研，笔者期盼着学术界有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注释
［①］清茹敦《越言释·堕贫》：越王句践时，“简国中之寡妇淫佚者，则皆输山上，壮士忧愁者，令游山下，以适其意，此其所孕育皆出于野合，其势自不得与齐民齿，或者支流蔓延，遂成此一种乎？此说虽未必为凿据，但今之为惰贫者，自绍郡八邑外，宁、台、金、衢、严、处以及上江之徽州皆有之，则皆古之越地也。”见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３３８１页。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②］流传于堕民间的说法：安史之乱间，许多梨园子弟为安禄山所用。乱平，遣往绍兴一带，贬之为堕民。
［③］明徐渭《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丐自言则曰宋将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④］民国绍兴律师严东晖抄录的《洪武四年禁止再呼堕民铜碑》云，宋臣谢枋得等不愿与元朝合作，上本辞拒。“元主见本，龙颜大怒，准贬堕民。……将宋臣散于金、衢、严、处、宁、绍、温、台八府为民。”见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３３８１页。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⑤］清瀛若氏《琴川三风十愆记》：“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寓中国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丐户多在边海之邑，其隶于常熟者，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其聚族而居之处谓之贫巷。”又《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未刊稿）：“元亡时，绍兴、宁波一带有蒙古兵千余人驻防，将被戮，哀求免死，愿世为汉人奴。不齿齐民，禁与考试，故称堕民。”收藏于绍兴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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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辞海·堕民》条云：“此外尚有明初设置之说，其成员传系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又民国冯巽占《畲民·堕民·九姓渔户考》：堕民系“明初俘陈友谅之部族，编之为‘丐户’者。”
［⑦］鲁迅《我谈“堕民”》：“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
［⑧］叶权《贤博编》，《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⑨］王士性《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７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⑩］俞婉君《绍兴堕民》，第８１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笔者在调查时，坎墩姚剧团团长周忠祥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叫周炳水的人，是堕民，８０年代去世的，活了１０２岁。他的祖辈在河南汝南县，明朝时住在慈溪的庙山村，清朝光绪年间，搬到了坎墩二灶市村。他会唱越剧、绍剧、滩簧，当地的声腔，都会唱。他的儿子周桂芳做了道士，也是能吹会弹，后做了道士班的艺人。”调查时在座的有坎墩街道政协主席阮万国、离休干部胡文卓、理发师傅胡渭章，由坎墩街道团工委书记李金霞作了笔录。
［１２］俞婉君《绍兴堕民》，第８８－８９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清马士筠修、陈汉章等簒《象山县志》卷三十三“岁时民俗”。民国十六年宁波天胜印刷公司铅印本。
［１４］转引自《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第１３３页。中国ＩＳＢＮ中心，１９９７。
［１５］清戴枚修，张恕、董沛等簒《鄞县志》，清光绪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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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转引自《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第１３３页。中国ＩＳＢＮ中心，１９９７。
［１７］清陈遹声修，蒋鸿藻簒《诸暨县志》卷十七，清宣统二年刻本。
［１８］转引自王静《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第２４１。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以上三条资料均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２３、２４、２６、２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