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志良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第七届艺术节上，甬剧《典妻》获得了文华大奖。这部获得殊荣的剧作改编自浙江现代左翼作家柔石的著名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编剧是曾经３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并在京、昆、越、淮等剧种作过成功探索的上海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导演是曾经执导过黄梅戏《徽州女人》、歌剧《苍原》和《沧海》、话剧《母亲》、越剧《李清照》的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曹其敬；主演为荣获过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奖和国家梅花奖的甬剧领军人王锦文。他们在忠实原作语言风格、地域风貌和思想内涵的前提下，努力以当代人的文明意识和审美意识，发掘原作背后隐藏着的女性精神创伤以及当时社会关系中人性扭曲变形的真相。
１９３０年，当《为奴隶的母亲》在《萌芽月刊》上刊出时，《编辑后记》中称：“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资料，（它）有着大的社会意义”。的确，这个以“典妻”为核心故事的小说作品，推演了一个情节略显简单但又充满着阶级属性的故事：在令人绝望的贫穷下，一个男人因贫病交加无法养家糊口无奈地把自己的妻子以一百元的身价抵押给一个家道殷实的秀才，替其生儿养子以承续香火。这个名叫春宝娘的“被典”的女人痛苦地离家别子而去。她在秀才家的地位介于小妾与佣人之间，承受着秀才的生儿育女的期待和大娘幽闭的嫉恨，即使为秀才怀孕和生养都不能改变她的现实处境。这个女人生命中最绝望的痛苦是不能同时拥有自己的两个儿子。最终，她不得不离弃新生的儿子，回到阴沉的老家，而那个三年离别的儿子已经不认得她了。生活没有因她的出典而得以改观，依然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作为生活中躁动浮杂的“典妻”行为，是重血缘承接的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物化或异化的处置，是贫富悬殊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对阶级压迫下的社会罪恶的暴露，是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和对人的尊严的剥夺。这种旧中国劳动妇女血泪交织的生活记录，无疑是将对生活的思考完全置于左翼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理论中的一种叙事策略，是将故事纳入意识形态的路径的一种社会伦理叙事。
即便如此，仍有论者指出这篇小说具有双重结构。论者认为，在小说的显层结构中，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而非人的悲剧故事，是阶级压迫与掠夺的表征；而在小说的潜在结构中，是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是一个长期受到丈夫奴隶主一样压迫的农村少妇，与一个长期受到老婆大娘般压抑的秀才，在特殊的时空中的同病相怜互相安抚。也就是说，柔石小说的显在结构在于表现故事的阶级性，推演左翼文艺的阶级逻辑；而潜在结构则是在叙述人性，隐含作家作为个体人的人性逻辑。前者属于社会伦理叙事，后者属于个人自由伦理叙事。显然，社会伦理叙事总是让革命、政治、社会凌驾于个人生命之上，似乎个体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普遍的历史规律之中，让个体的意义隐没于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则关注个体生命的伦理处境，正视个人生活的悖论与困惑，深入这“一个”人的生命想象和深度情感。小说的双重结构以及在双重结构底下所透露出的各自的含义，既说明了在左翼作家柔石的小说叙事中，“革命”始终处在一种隐形的话语状态，个体生命的经历使他即使行走在红色革命的道路上，仍然无法忘记其曲折生活历程中个人伦理的困境；同时也说明了一个出色的小说艺术家，他对生活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既贯穿社会世相又洞察人性根蒂的高度和深度，这是小说叙事丰富性所带来的意义的丰富性。
罗怀臻的《典妻》处在一个全新的人文环境中。作为一个城市的守夜人，他对《为奴隶的母亲》作出了自己对女性对人生的现代阐释。在罗氏《典妻》这一文本中，既决绝地荡开小说显在结构中的阶级成分，也毫不迟疑地颠覆了“典妻”丑陋习俗的猎奇心理，而把小说中的最人性的内涵，用自己的叙事触角伸展到个人命运的内核，触摸着人的生命中最脆弱的部位。这种浮出水面的个体自由伦理叙事，使得剧作者在面对主人公生存的艰难和疑惑时，无时无刻关注着个体生命在生存过程中的种种悖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体谅人性的脆弱和无奈。[NextPage]
在剧作《典妻》中，现代伦理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著名学者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认为，“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同样、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性基础”。这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存态度是由个人的性情这一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所决定的。对于春宝娘——妻来说，“被典”只是偶然性的事件，而在这一偶然性事件中表现出的无奈和绝望则是个人性情的必然。所以，在个体的生存与自尊、顺从与拒绝之间，这个软弱的女人最终接受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向稻粱低头，而放弃了人的自身的尊严，因而落入到生命的漂浮之所，终不知将自己的个体生命放置于何处。剧作一开始，是在天色黄昏的雨季，善良、温厚的女主人守着身患病痒的的儿子春宝，面对空无一物的四壁，牵挂着出门未归的丈夫。气候与场景烘托出这一家庭的处于生命边缘的生存状境，对于基本生存权的渴望，以至于丈夫一进家门就发出一系列对生存条件困惑的责问般的对话：“为何不上灯／没有油了／为何不上灶／没有柴了／为何不做饭／没有米了／春宝呢，为何也听不到他的哭声／一直叫疼，叫冷，叫饿……”。因此丈夫理直气壮地抖落一百块大洋，在极其扭曲的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中，她被无赖的丈夫，荒谬绝伦地“典”给了有钱的老秀才做生育机器，“借腹生子，传宗接代”。而生命的价格只值“一百块大洋”。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蕴涵着生活和人性的必然。她迫于生计，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抛下重病缠身的幼小的春宝，在秀才家屈辱地“生活”了三年，并在生下第二个儿子秋宝时被逐出家门，回到快要病死的丈夫那里。当再一次地出现“为何不上灯／没有油了／为何不上灶／没有柴了／为何不做饭／没有米了／春宝呢，为何也听不到他的哭声”的对话时，丈夫的答案竟是“病得很重，已经治不好了，就等你回来看一眼”。冷漠的回答，没有丝毫做父亲的愧疚和出卖妻子肉体和灵魂的自责。相反，在“典”妻子和接过百元银元时，他是理直气壮的。一个女性的命运就这样被一百块大洋“典”来“典”去，生命的尊严也自然地在金钱中像“物”一般被“颠”来“颠”去。这个“物”的交易是在两个男人之间进行的，妻只是物穿梭于两人、两个家庭之间。一个是“人穷志短”的丈夫，一个是“财大气粗”的准丈夫秀才——他们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法则的体现，同时把一个忍辱负重的农村妇女按到在黑暗的生命的囚狱。这个心地善良、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她的心灵不可抵御地被野蛮地扭曲着、被残忍地蹂躏着，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妻——妓般的角色。剧作者让这一失去尊严的牺牲者，修辞般地在两个男性灵魂的映照下闪现出生命尊严的光芒。蒙蒙细雨的“开场”、战战兢兢的“进门”、无可奈何的“出门”、风雨交加的“归途”、失魂落魄的“闭幕”，一个被粘贴在一百块大洋上的女性的尊严，就这样“尊严”般地编码在人性脆弱的个人伦理抉择上。
当然，在个体生命的苦苦挣扎中，妻的肉体的沉落似乎变得不重要，灵魂的放逐也使女主人整天地彷徨于这一个和那一个儿子之间。除了“被典”——妓女般的活着外，贤妻良母式的女性生命的另一面，把她的生命维系在亲缘延续的孩子身上。在原小说的叙述中，关于妻——春宝娘，有着这样一段描述：“在孩子的母亲的心呢，却正矛盾着这两种的冲突了：一边，她的脑子里老是有‘三年’这两个字，三年是容易过去的，于是她的生活便变做在秀才的家里的用人似的了。而且想象中的春宝，也同眼前的秋宝一样活泼可爱，她既舍不得秋宝，怎么就能舍得掉春宝呢？可是另一边，她实在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的病一定是在三五年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的，于是，她便要求她的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这样一来，春宝也在她的眼前”。显然，妻想留在秀才家的情感前提，既非生存的需要，也非性爱的需要，剥离了食色的外在物的依附，而是对两个儿子难以割舍的母爱。这是一个陷在困境中的母亲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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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妻》中，作者显然抓住了这条线索并对这一人性化的两难主题加以放大，而且已经凸显为各种矛盾纽结与爆发的前提与结果。“开场”时的被迫接受“被典”的命运蕴涵着对断炊停粮的儿子牵挂，抑或是儿子春宝的温饱健康促成了她最终走上了秀才家抬来的花轿。这也是丈夫最后促成妻投身秀才怀抱的动力源。“进门”后的妻的所作所为也自当是“赎身”以期早日与子团聚的努力。及当如期完成使命替秀才生下老来子秋宝，秀才家的香火点燃之后，仍挂念着那个生活在贫病景况中的儿子春宝。这种心情，被俗化为在这边想着那边的孩子，在那边自然也会想着这边的孩子的心理境遇。这是一个母亲血肉灵魂的真实写照。但即使妻在两次做了母亲之后，拥有两个儿子时，仍然遭遇失子的痛苦，荡漾于心的母爱的天性被两边的牵挂撕扯着，“这一边秋宝叫声放不下／那一边春宝盼娘早回家／可怜天下慈母心／总是牵挂复牵挂”，这是何等惨痛的人生坎坷。于是，三年来的人生冤屈在第五幕中达到高潮式的呈现。在不断堆积的两难戏剧情景和境遇的推动中，这种慈母的两难心境被充分表露在回家路上的２０分钟。妻终于无法被这个家庭所接纳，大娘的计谋和冷酷，断送了她想集两个儿子于一家的淳朴念头，她孓然一身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中。剧作有意安排了一群玩耍的孩子，一个出嫁的新娘，一个改嫁的寡妇。在这些戏剧的必须场景中，她想念着自己儿子春宝的病，又难以舍弃生被隔离永难再见的小儿子秋宝，见物思亲，见景落泪；她也联想到自己初嫁时与丈夫的恩爱与不争气，想到自己“被典”三年的屈辱，还从女人的立场体谅大娘的阴损。可以说，在几乎没有任何叙事推进的场面中，是妻内心心理情绪的出场，所有关于命运的人性式感慨被浓缩在此。在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愿望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愿望的两难悖论中，个体生命的不平衡无一例外地将妻的生命推向无边的悲剧与绝望。生命遂成为残缺的悲剧碎片。正如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结尾所写的：“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剧作《典妻》阴暗沉重的氛围给人深重的压抑感，让人生的悲剧浓到了化解不开的程度。这个一生流着血泪的女子，最后也静静地躺在离开人世的儿子春宝身边，走完了她悲剧人生的最后一步。
甬剧《典妻》的成功在于，它个体自由的伦理叙事，讲了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充满着原始残酷性的故事。尽管这种风俗已荡然无存，但其对野蛮性地对人性的掠夺、对人的尊严的剥夺的历史性审察和道德性鞭挞，却带有人类的普遍性意义。这一主题和叙事伦理的定位、确立，真正使这一剧作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较大最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涵的高度统一”。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