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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雨和瓦

2020/06/01 09:01:40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作者:苏童
   
二十年前的雨听起来与现在的有所不同,雨点落在更早以前出产的青瓦上,室内的人便听见一种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

  我从此认为雨的声音就是瓦的声音。


  二十年前的雨听起来与现在的有所不同,雨点落在更早以前出产的青瓦上,室内的人便听见一种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


  毫不矫饰地说,青瓦上的雨声确实像音乐,只是隐身的乐手天生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突然地失去了耐心,雨声像鞭炮一样当空炸响,你怀疑如此狂暴的雨是否怀着满腔恶意,然后忽然它又倦怠了撒手不干了,于是我们只能听凭郁积在屋檐上的雨水以其惯性滴落在窗门外,小心翼翼地,怀着一种负疚的感觉。


  这时候沉寂的街道开始苏醒,穿雨衣或打雨伞的人踩着雨的尾 巴,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个什么声音在那里欢呼起来,雨停啦!回家啦!


  智利诗人聂鲁达是个爱雨的人,他说,雨是一种敏感、恐怖的力量。他对雨的观察和总结让我感到惘然。是什么东西使雨敏感?又是什么东西使雨变得恐怖?我对这个无意义的问题充满了兴趣。请想象一场大雨将所有行人赶到了屋檐下,请想象人们来到室内,再大的雨点也不能淋湿你的衣服和文件,那么是什么替代我们体会雨的敏感和恐怖呢?


  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简陋的南方民居中,我不满意于房屋格局与材料的乏味,对家的房屋充满了一种不屑。但是有一年夏天我爬上河对面水泥厂的仓库屋顶,准备练习跳水的时候,我头一次注意了我家屋顶上的那一片蓝黑色的小瓦,它们像鱼鳞那样整齐地排列着,显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壮美。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奇特的记忆,奇特的还有那天的天气,一场暴雨突然来临,几个练习跳水的男孩索性冒雨留在高高的仓库顶上,看着雨点急促地从天空中泻落,冲刷着对岸热腾腾的街道和房屋,冲刷着我们的身体。


  那是我唯一一次在雨中看见我家的屋顶,暴雨落在青瓦上, 溅出的不是水花,而是一种灰白色的雾气,然后雨势变得小一些了,雾气就散了,那些瓦片露出了它简洁而流畅的线条。我注意到雨水与瓦的较量在一种高亢的节奏中进行,无法分辨谁是受害的一方。


  肉眼看见的现实是雨洗涤了瓦上的灰土,因为那些陈年的旧瓦突然焕发出崭新的神采,在接受这场突如其来 的雨水冲洗后,它们开始闪闪发亮,而屋檐上的瓦楞草也重新恢复了植物应有的绿色。我第一次仔细观察雨水在屋顶上制造音乐的过程,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不是雨制造了音乐,是那些瓦对于雨水的反弹创造了音乐。


  说起来多么奇怪,我从此认为雨的声音就是瓦的声音,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唯心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自然知识已经失去了关联,只是与某个记忆有关。记忆赋予人的只是记忆,我记得我二十年前的家,除了上面说到的雨中的屋顶,还有我们家洞开的窗户,远远地我从窗内看见了母亲,她在家里,正伏在缝纫机上,赶制我和哥哥的衬衣。


  现在我已不记得那件衬衣的去向了,我母亲也早已去世多年。但是二十年前的一场暴雨使我对雨水情有独钟,假如有铺满青瓦的屋顶,我不认为雨是恐怖的事物 ;假如你母亲曾经在雨声中为你缝制新衬衣,我不认为你会有一颗孤独的心。


  这就是我对于雨的认识。这也是我对于瓦的认识。


八百米故乡


苏童


  八百米的世界, 对我们一家, 曾经是一种宿命。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记忆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两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1982 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


  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 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风 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远处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窑,侧面远眺,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在水泥窑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 可惜水泥窑能看见铁路和火车,我看不见。我从小生活的旧屋, 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


  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是在对环境污染一无所知的年代里,我们从一家化工厂的对面搬到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炭黑厂之间,从被苯酐生 产污染的空气里扑向水泥粉尘和炭黑粉尘的怀抱。空气质量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唯一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八百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骑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们要多走八百米。


  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 也很长。


  我对苏州城北再熟悉不过了。每一条街路,每一间工厂, 甚至大街小巷里的好多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是那个地区太拥挤了,太低矮了,我从没有机会彻底解放我的目光,我从来没有获得过登高远眺一览江山的经验。那年夏天,我意识到我对新居的期待是一场空欢喜,三层楼,视线还是被遮蔽的。我无法获得一个观察者的视线,即使是描写一条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过脑子里的记忆,还有想象。


  但是从文学意义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 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


  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为了写作,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我习惯设定一个出发点,这是故乡模糊的版图中唯一清晰的地标,也就是零公里处。我设定的所谓的零公里处, 就是我二十岁以前居住的旧屋。


  齐门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临河的房屋,127 号,这个门牌号码现在应该是消失了。那曾经是我母亲的家族很多人的旧屋,一面临街,一面临河。临街的那一侧住着我大舅一家,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临河的两间屋子曾经住着我们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井的耳房里住着我外祖母。


  我三岁那年三舅买下了隔壁一户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们家的隔壁。这样,一个家族的人各有门户,却又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母亲这一家家境贫困,从镇江地区的扬中岛上出外谋生,移民到苏州,一直团结在我大舅的周围,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们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条街上,东汇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拥挤的房子里,很奇怪,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两所房子间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 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


  搬家也给我造成了麻烦,且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127 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


  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非常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都是扬中县,改写成苏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 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127 号和 125 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对孩子们、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


  扬中岛的方言听起来接近苏北话,而苏州这个城市的市民文化与上海相仿,地域歧视从来都是存在的,苏北话历来被众人所不齿。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一旦与别的女孩子发生口水仗,必然会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牵连。无论她们怎么强调扬中岛位于扬子江江心,属于镇江地区,镇江地区是在江南,与苏北无关,都无济于事,通常她们得到的回答是 :镇江话也是苏北话,不管你们的老家在江南还是江北,反正你们不是苏州人,是苏北人!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口音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会“故乡”这两个字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母亲的家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终,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烟消云散,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还有第三代,最后还是失散了。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 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系中断了。


  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 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 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


  本文选自苏童《活着,不着急》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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