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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在今天还继续存在吗?

2020/02/21 09:34:0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美]童明
   
可称为优秀的现代文学家有许多,而恰当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唯有用“伟大”二字。

  【编者按】


  20世纪以来,一方面见证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而深刻的读者和评论家不计其数,另一方面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落后保守、心理阴暗的指责声也不断,纳博科夫还认为他的文字不够精美。那么21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和意义还在继续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英语系教授童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下文经授权摘自他的《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 一书。


  可称为优秀的现代文学家有许多,而恰当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唯有用“伟大”二字。


  1887年,尼采得到一本法文版的《地下室手记》,读后感触良多,说:“他是唯一有教于我的心理学家。”尼采见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人性的深刻。


  1930年,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给《宗教大法官》(The Grand Inquisitor)英文版作序时告白,他前两次的阅读虽然被其吸引却不解其意。再读之后,顿悟而受震撼:原来耶稣吻大审判官,阿廖沙吻伊凡,他们彼此获得的,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大的秘密(Lawrence,第90-97页)。劳伦斯见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精神史的伟大贡献。


  20世纪,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毕一生之功写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对话性主体”“复调小说”等概念阐释陀氏小说形式的哲学意义,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哲学家却胜过哲学家。巴赫金的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获得一个新的制高点。


  20世纪以来,见证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而深刻的读者和评论家不计其数。21世纪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和意义还在继续吗?


  2014年,我在上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旨发言时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为的是揭示建立在不通人性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不仅虚伪而且危害极大。听到这一段,当时与会的俄罗斯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两个同事产生了共鸣,专门过来与我交谈。他们认可我的解读,并且补充:俄国人一再重温并思考陀氏和车氏过去的这场争论,因为苏联乃至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家的眼光。据我所知,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不知道《地下室手记》的内容,不知道陀氏和车氏的那场争论,反而有人至今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为真理,梦迷于其中。


  广袤寒冷的冰雪大地、古朴厚重的东正教传统,孕育了俄罗斯既属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的文化性格。人类都有的缺点,俄罗斯人也有,不过,若论俄罗斯人的长处,应该包括他们看重人性,看重文学和艺术,看重高贵,看重承诺,相信善恶可以相互转换的特点。19世纪的俄罗斯依然贫穷落后,负载沉重。已经现代化了的欧洲,想一想距离很近,想一想又距离遥远。对于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的文学家),欧罗巴好像是亲戚。于是,一些俄国的思想精英,秉承自己的性格来感应隔壁欧洲的启蒙,以此来应答现代的文化,不无亲情,也不失自信。


  19世纪最大的文学奇迹发生在俄国。仅仅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产生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一批最优秀的世界级文学家,用文学锻造了俄罗斯的现代灵魂。


  观其贫穷落后,道路之坎坷,命运待俄罗斯如此严酷;论其文学优秀,伟人之辈出,命运对俄罗斯又何其眷顾。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兴旺发达的后面,有一种特别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俄罗斯精神和欧洲精神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可成就世界性的俄罗斯精神。他在著名的《普希金》一文里写道:“欧洲各国人民并不知道我们是多么重视他们……将来的俄罗斯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会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意味着要彻底调和与欧洲的矛盾。”他说,如果欧洲现代化指向的只是经济、刀剑或科学的成就,那不算真的进步;俄罗斯精神若真的可裨益于世界,其贡献应该是“人类的博爱,是俄罗斯那颗向着全世界和全人类兄弟般的团结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第229页)。


  这段话唤起这样的画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轻轻搁下笔,抬头看窗外的雪景,窗沿上的一只鸽子“腾”地飞开,远处的教堂传来缓缓的钟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的俄罗斯精神有十足的自信。他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认为“当前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匹敌”,原因是托尔斯泰这部倡导俄罗斯“新语言”的小说,在探究人类认罪和犯罪的问题时,进入“科学所无法探测”的人类精神(人性)法则,比起欧洲那盲目和强制立法的科学手段,这要优越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第162—169页)。


  到了20世纪,欧美人逐渐理解了这种俄罗斯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尊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先驱。不过,欧美用心理分析和存在哲学来解释陀氏对现代文化之重要,未必能把陀氏对人性的理解讲透。陀氏并非存在哲学的代言人,存在主义式微之后,陀氏的作品仍然生生不息。


  在近几十年来的评论中,巴赫金的“对话性主体”说让我们看到,陀氏彰显了前人未能昭示的人性篇章和思维领地(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在主体等问题上,巴赫金的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后现代理论发生了联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后现代发生关联,并不是完全因为巴赫金。对于欧洲启蒙形成的现代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超前,早已做了后现代式的思辨(如《地下室手记》)。


  19世纪以来,指责陀氏落后保守、心理阴暗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种指责,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对启蒙体系的光明进步之说被不假思辨地接受。


  用尼采的话反问:看到影子就是心理阴暗?难道阳光下没有影子?思想难道不是在影子里产生的?影子里萌生的思想难道不热爱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讲同样的道理:“光明”之说的盲目在历史上一再地制造黑暗。


  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讽,不是冷,而是热,因为出自博爱。


  纳博科夫曾说陀氏的文字不够精美,代表了另一种负面意见。长于雕琢文字的纳博科夫精于美学,不过他认知的美学不能算全部的美学,更不能成为否定陀氏美学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刻画了人类灵魂的所有层次”(陀氏语),昭示人性的方方面面,让对话的主体在冲突之中,激荡情感和思想,呼应往返,成为音乐式的复调。这样,气势恢宏的陀氏不是制作了钻戒,而是成就了金字塔。


  钻戒有粗糙的表面,肯定是瑕疵;而金字塔斑驳粗糙,却是金字塔的本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所以摄人心魄,在于他直视人性的复杂,有勇气担当起人性最大的可能性。他的小说人物,如承受巨大道德负担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的主人公),生命观相异却彼此相容相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都在明示或暗指:要担当人性的最大可能性,必须有博爱。博爱,一种超越有神无神之争的宗教感,傲居金字塔的塔尖。


  木心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比作棉被,非常贴切。


  寒冷的冬夜里,盖上晒过的棉被,闻着渗进棉花里的太阳气味,温暖无比。棉被没有什么温度,之所以暖,因为贴近人的肌肤,恢复人的体温。棉被使人感受到的,其实是自己的体温。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戈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都有棉被的品格。


  写过短篇小说《外套》的果戈理,喜欢用俄式外套做比喻,表达了和棉被一样的寓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有趣:“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面钻出来的。”


  中国人的道路曲折艰难,容易亲近棉被或外套似的19世纪俄国文学。以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相比照(而不是20世纪的中俄对比),可发现两个民族的精神史有个根本性的相似,即:不发达状况下的现代化,都包括了对发达的欧洲现代化的想象,由此想象而萌发的意识之丰富,几乎是一门特殊的精神现象学。


  19世纪,欧洲各国迅速现代化的时候,俄国只有初步的经济现代化,但对现代化的欲望一直旺盛不衰。1812年,拿破仑兵败莫斯科。之后,大批俄国贵族和军官到了欧洲。他们亲眼所见,巴黎、伦敦、柏林是另一样的世界。欧洲的现代化,鼓舞了俄国反专制、反农奴制和追求民主的社会变革。


  但是,欧洲启蒙产生的现代价值体系,虽然是现代世界文明的方向,也有它的历史盲点。波德莱尔在奥斯曼时代的巴黎,比较直接观察到体系现代性的某些问题。而对许多俄国人来说,这种现代体系带来更多的是幻想。


  幻想和现实的交融或交战,呈现为俄罗斯文化意识中的特殊“现代性”。19世纪俄国文学中各种的幻想曲,也有对欧洲启蒙不同的应答。


  有些应答,只见启蒙的正面价值而忽略启蒙的负面。对欧洲现代体系过于浪漫的幻想,产生了看似符合理性却有违人性的现代乌托邦。


  有些应答,基于静观细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欧洲各地去,静观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繁荣之下的潜流,细察水晶宫阴影之下伦敦贫民的生活。他的所观所察,有波德莱尔那样精准犀利的眼光,回到俄罗斯后写成一批散文,尤其《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是冷静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多面的思考,是他质疑启蒙体系现代性的特殊角度。在《地下室手记》里,他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的思维,做反乌托邦的理想诤讼和人性告白。陀氏、车氏的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对现代的两种看法,到了20世纪继续各自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车氏思想变成某种社会形态的范式,陀氏被说成是反进步的。


  以后见之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却是对的。他坚持深入人性的思考,勇气超常,智慧前瞻。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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