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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为浪漫主义寻找一个定义

2021/02/05 15:28:06 来源:浪漫主义的根源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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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寻找一个定义


  文|以赛亚·伯林


  也许你们期待我的演讲一开始就给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出些归纳概括什么的,以便阐明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不想进入这个陷阱。杰出、睿智的诺思洛普·弗莱教授指出,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这个问题的归纳时,哪怕只是无关宏旨的话题,比如说吧,英国诗人萌发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全新态度——姑且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吧,他们的态度迥异于拉辛和蒲柏的态度——就会有人从荷马史诗、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时期的阿拉伯史诗、中世纪西班牙诗歌中,最终从拉辛和蒲柏的诗中找出相反的证据。因此我不准备归纳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传达我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含义。


  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脚印指向一个方向;又如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地涉足这个领域。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不仅是观念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独特文明,你都会发现这种文明最有特色的写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支配着写出这些东西的作家、画出这些东西的画家、谱出这些音乐的作曲家。因此,为了确定一种文明,为了阐明该文明的种属,为了理解人存身其间思考、感受、行动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分离出这种文化所遵从的主导模式。以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或希腊文学为例。如果你阅读,比如说,柏拉图的哲学,你会发现支配他的是一种几何或数学模式,很明显,他的思维原则基于如下的观念——即存在某些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由此,人们可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人们可能通过柏拉图所推崇的某种方法获得绝对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绝对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绝对的知识。几何学,或者说广义的数学,堪称这种绝对知识的范式,最完美的范式。根据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学科,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当然包括具有类似信念的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某些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家、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纪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知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这是一种模式——我仅以它为例。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认知但又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的全部经验。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专制。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一种与上述文化平行的文化,即尚具可比性时期的《圣经》文化即犹太文化。你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主导模式,一套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生活的信念,源于父与子的关系,也许还源于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们据此解释自然和人生。这种基本的关系——比如子女对父亲的敬爱、兄弟情谊、谅解、上级对下级发布的命令、责任感、僭越、罪孽以及由罪孽派生出来的赎罪需要——这套综合属性成为创造《圣经》的人们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人们解释整个宇宙的依据,但对希腊人来说纯属不可理喻。


  比如一首为人熟知的圣诗。当赞美诗的作者说,“以色列出了埃及……沧海看见了它就奔逃,约旦河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大地“因见主的面便要震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这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关于世界亲自应和神的命令的信念,关于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有生命的事物还是无生命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根据人类的关系,至少要根据神界或人类的人格关系来解释的观念,这些都与希腊人关于神以及人神关系的观念相去甚远。因此,对于那些通过受到犹太影响的眼镜阅读的读者来说,他们在阅读希腊人的作品时,很难领会为什么希腊人缺少责任观念和义务观念。


  让我来尝试说明一下不同的文化模式会显得多么陌生。为了追溯意识变迁的历史,这非常重要。人类的基本观念已经发生过不可尽数的革命,但有时已经很难追溯了,因为我们笼而统之地认为所有的革命好像都一样。维柯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大概是第一个使我们关注古代文化陌生性问题的人。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初得以绽放。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生活贫寒、声名隐微的人也曾绽放其思想。比如,他指出,一首著名的拉丁六韵诗的结尾“Jovis omnia plena”(“朱庇特主神遍及一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就有些不可理喻之处。一方面,朱庇特是一个投掷雷电的大胡子神灵。另一方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omnia”——都被这长着大胡子的神灵“充斥”了。维柯充满惊人的想象却又中肯地指出,那些与我们相距遥远的古代人,他们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肯定大相径庭。他们就是能够构思出来这种想法——他们的神灵不仅是一个掌管神祇和凡人的大胡子巨人,而且充斥了整个天空。


  再举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例子。当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友谊这一主题时,他出乎我们的意料地说,朋友有很多类型。比如,有种友谊指两人之间热烈的爱慕之情;另一种友谊却存在于人们的商业关系之中,存在于贸易往来之中,存在于买卖过程之中。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世上有这两种类型的友谊并不奇怪:有些人会全身心投入爱中,至少是对爱怀有满腔热情;而有些人只有买卖鞋子的关系——但二者都可以视作友谊。不过,这个事实,也许在经过了基督教,经过了浪漫主义运动,或者别的什么运动之后,在我们看来,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我举这些例子仅仅是要说明古代文化比我们想象的要陌生得多,人类意识已经发生过多次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只有通过对古代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才能体察得比较清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证。我们可以把世界看作有机的(就像一棵树,各部分共生共存,互相依赖),也可以用机械论的眼光认知世界,把世界视为一些科学模式的结果,其中各部分并不唇齿相依,国家,或者其他的人类制度都是一种零件,只是用来推进人的幸福,避免无谓的伤害。这些极不相同的观点,属于不同的观念背景,具有不同的观念渊源。恰巧成为规则的是那些获得优势地位的学科(比如说物理、化学),作为富有优势的学科,它支配了那一代人的想象力,从而也被应用于其他领域。在十九世纪,社会学成为优势学科;在我们这个世纪,则是心理学大领风骚。我的论题是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如此巨大而激进的变革,浪漫主义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这将是我要集中论述的观点。


  浪漫主义从何处兴起?当然不在英国,尽管从史实层面来讲,无疑始于英国——所有历史学家都会如是说。无论如何,英国不是浪漫主义以最戏剧性方式展开的舞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我谈论浪漫主义的时候,我指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似乎正在说它是的),还是一种不专属于某一特定阶段的普遍的精神状态?赫伯特·里德和肯尼斯·克拉克都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永恒的精神状态。肯尼斯·克拉克在哈德良的诗句中找到了浪漫主义的证据;赫伯特·里德也找到了很多例证。在浪漫主义研究方面著述甚丰的塞里埃男爵列举出柏拉图、普罗提诺和希腊小说家赫利奥多罗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认为他们都是浪漫主义作家。事实上可能正如他所说,但我不想涉足这方面的研究。我所要论及的浪漫主义有时间的限定,我无意涉及永恒的人类态度,只想关注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某次变革。因此我准备将注意力集中到十八世纪的后期发生的变革。变革发生,不在英国,不在法国,而主要是在德国。


  根据通行的历史观和历史变革观,我们理解的十八世纪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从法国的十八世纪讲起吧。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开始变得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全面发展,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以用于艺术活动、道德、政治和哲学。再后来,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人们开始对哥特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忧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的天马行空;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状态。同时,其他的变革也在发生。大革命爆发;人民不满,国王掉了脑袋。恐怖降临。


  两场革命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点不很清楚。当我们阅读历史,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在十八世纪末,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起初似乎风平浪静,随后便有了突变。一些人欢迎它,一些人谴责它。谴责它的人认为这本应是一个优雅和平的年代。不明了这一点的人就不懂得真正的生活的愉悦(plaisir de vivre),塔列朗如是说。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做作虚伪的年代,而革命开创了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人对人有着更深层次理解的统治。不管怎样,问题是:所谓浪漫主义革命(一场艺术和道德领域里全新的动荡变革)和通常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如何?在巴士底狱废墟上起舞的人们,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人们,可是受到突发的天才崇拜热的影响,或突然爆发的所谓情感主义的影响,或把西方卷入骚乱洪流之中的思潮影响的同一拨人?显然不是。可以肯定,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原则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而浪漫主义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意识(而非相似性意识),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那么如何解释卢梭呢?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正确的称谓。但导致了罗伯斯庇尔观念形成的卢梭,导致了雅各宾派观念形成的卢梭,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个与浪漫主义有明显联系的卢梭。前面那个卢梭是写出《社会契约论》的卢梭,这部经典著作谈到了回归人类共有的原初法则;谈到了施行普遍理性的统治而不是情感的统治——普遍的理性能将人们联合在一起,而情感却会使人们分裂;谈到了普遍公正与和平的统治——普遍公正与和平能消弭那些使人情智分裂、人与人之间紧张对立的冲突、骚乱和动荡。


  因此,要看清浪漫主义的剧变和政治革命的关系还非常困难。何况还有工业革命,与此也并非没有瓜葛。毕竟,观念不能繁殖观念。某些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对于人类意识的剧变负有相当的责任。眼前亟待解答的问题是,又是工业革命,又是古典主义庇护下的法国大革命,又是浪漫主义革命。比如,就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大艺术来说吧。如果你看雅克—路易·大卫的大革命绘画,你很难把它与浪漫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大卫的绘画有一种雄辩,一种雅各宾党人严峻的雄辩力,令我们想到斯巴达,想到古罗马。它们传达了一种对于轻浮、浅薄生活的拒绝姿态,令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萨伏那洛拉,还有马布利这些人,他们曾以普遍永恒的理想的名义谴责他们时代的浅薄。而浪漫主义运动,正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对各种普遍性的激烈反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我如何理解这场突变,我为什么会认为在那些年里,也就是1760年到1830年之间,变革发生了,欧洲意识领域发生了一场剧变——为了让大家明白我这些想法的初步依据何在,我想先举个例子。设想你在西欧旅行,就说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欧吧。设想你在法国,与维克多·雨果那些前卫的年轻朋友交谈。设想你到德国去,同斯塔尔夫人拜访过的人物交谈,正是她把德意志精神介绍给法国人的。设想你遇到浪漫主义的伟大理论家施莱格尔兄弟,或歌德在魏玛的一两个朋友,比如寓言家、诗人蒂克什么的,或任何与浪漫主义有关的其他人士,以及他们在大学的追随者,那些深受这些诗人、戏剧家、批评家作品影响的学生、年轻人、画家、雕刻家。设想你在英国与某人交流,此人深受柯勒律治影响,或最受拜伦影响,或与受拜伦影响的任何人交流,不论他在英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还是越过莱茵河、易北河。设想你和这些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


  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你会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首先不是知识或科学的进步;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与政府和平共处,对国王或共和国保持忠诚特别没有兴趣。你会发现,常识、温和适度的态度与他们的观念毫不沾边;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道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往往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理想主义(idealism)的观念,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我们在日常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确信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信念的精神状态,一个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信,他愿意这样)。这种态度以前不曾多见。人们所钦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理想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理想。


  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理想,这点非常重要。设想你在十六世纪与某人交谈,此人曾参加过导致欧洲四分五裂的宗教战争;设想你与一名在那个时期参与仇杀的天主教徒交谈,你说:“当然了,新教徒的信仰是虚假的信仰;当然了,他们信仰虚假的信仰该下地狱;当然了,对于人类灵魂救赎来说他们是极其危险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不过,他们如此真诚,他们为信仰而死,如此坚决,他们表里如一,如此伟大,一个人不得不对他们的道德尊严和崇高生出一种敬仰之情。”这样的同情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任何真正掌握或自以为掌握真理的人,拿一个相信教会传布的真理的天主教徒来说吧,就会认为那些将全部身心投入到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人是危险的,他们越真诚,就越危险、越疯狂。


  没有一个基督教骑士会想到,当他与穆斯林交战时,他会敬佩那些信仰错误的异教徒的纯洁和真诚。毫无疑问,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正派人,你杀死了一个勇敢的敌人,但你不会侮辱他的尸体。你会认为,如此的勇敢(这是一种普遍受到敬仰的品格)、如此的善战、如此的虔诚,居然用在如此显而易见的荒谬和危险的信仰上,这确实令人惋惜。但你不会说:“这些人信仰何种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信仰的精神状态;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背叛。他们是表里如一的人,这些人,我尊敬他们。如果他们为了活命而站到我们这一边,那是非常利己主义的,是胆小、可鄙的行为。”有这种观念的人会说:“如果我选择一种信仰,而你选择另外一种信仰,那我们之间必定会展开战斗。不是你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你,也许来场决斗,最好的是我们不分胜负,双双战死。最可怕的是相互妥协,那等于是说我们双方都背叛了自己内心的理想。”


  诚然,殉道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殉道是指为真理殉道。基督徒之所以敬仰殉道者,是因为他们见证了真理。如果他们见证了谬误,那么,他们就丝毫不值得敬佩。也许他们值得惋惜,但绝对不值得敬佩。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你会发现这样一种价值观: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情感的纯洁、完整、投入、奉献——这些精神气质,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敬佩,成为一般的道德态度。这种价值观逐渐普及起来,起初是在少数人当中,后来则扩展到更多的人群之中。


  对于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我来举例说明。比如,伏尔泰关于穆罕默德的戏剧。伏尔泰对于穆罕默德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他真正的用意是要借题发挥他对教会的抨击。不过,伏尔泰还是把穆罕默德描写成一个迷信、残暴和疯狂的怪物,他摧毁了一切争取自由、公正、理性的努力。因此伏尔泰视他为容忍、公正、真理、文明——一切最值得珍视的价值的敌人。想想伏尔泰之后,时间过去很久了,卡莱尔说的话吧。稍微夸张地说,卡莱尔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他在《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这部列举和分析了许多英雄的文集里描述了穆罕默德。他被描述为“从自然伟大胸膛里腾起的生命烈焰”。他具有炽烈的真诚和力量,因而值得赞颂。卡莱尔将穆罕默德和他不喜欢的十八世纪加以对照。在他看来,十八世纪不过是一个枯萎无用的时代,一个“扭曲的二流世纪”。卡莱尔对《古兰经》所宣扬的真理毫无兴趣,他认为《古兰经》里没有任何东西他会相信。他之所以敬仰穆罕默德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是因为他过着热情洋溢的生活;是因为他有众多的追随者;是因为他自身体现出了一种自然伟大的现象,成为人类生活中辉煌而动人的插曲。


  对卡莱尔来说,穆罕默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性格而非他的信仰,穆罕默德的信仰是对是错无关紧要。在同一本文集里,他说:“但丁笔下崇高的天主教……必然会被一个名叫路德的人撕成碎片;莎士比亚笔下高贵的封建制度终结于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变革中。”为什么它们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无论但丁笔下崇高的天主教是真是伪,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所信仰的是一场伟大的运动,有过自己的时代。如今,一场同样有力、同样重要、同样真诚、同样深刻、同样天翻地覆的运动代之而兴。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撞击了人类的观念意识并留下深刻的印记,在于革命发动者们绝对真诚,而不是微笑的伪君子(卡莱尔就认为伏尔泰是个微笑的伪君子)。这种态度,我不会说它是崭新的,无论如何不能说它是崭新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态度也够新的了,足以值得重视。不管原因何在,它毕竟发生了,在我看来,它产生于1760年和1830年之间。首先始于德国,之后扩展开去。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说对悲剧的态度吧。前人总是把悲剧归咎于某种过失。一个人做了错事,犯了错误,要么是道德过失,要么是智识方面的错误。有些错误也许可以避免,有些错误也许不可避免。对希腊人来说,悲剧是神施与人的,既然是神意所为,人也就无从逃脱。不过,从原则上来讲,如果这些人能够洞悉一切,他们也就不会犯下这些严重的错误,也就不会给自己招致灾难。如果俄狄浦斯知道拉伊俄斯是他的父亲,他也不会杀了自己的父亲。某种程度上,莎士比亚的悲剧与希腊悲剧一样。如果奥赛罗知道苔斯德蒙娜是无辜的,这部戏就不会以悲剧终结。因此,悲剧是建立在人的某些可避免的或无从避免的缺失——知识、技能、道德勇气、生存能力以及正确行事的能力的缺失,或者别的什么缺失之上的。资质好些的人,有更强的道德意识,更明智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具有敏锐周全的知解能力的人,也许凭借这些不凡的能力他们能够避免悲剧。


  但在十九世纪早期甚至十八世纪晚期,对于悲剧的理解已非如此。如果你去读席勒的悲剧《强盗》(我还会在后面论述到的),你会发现,草莽英雄卡尔·莫尔选择落草为寇、通过无数残忍的犯罪行为向他所憎恶的社会复仇。最终,他的罪行遭到惩罚。但如果你要问:“谁之罪?是他出身的阶级吗?他原来阶级的价值都是腐败和愚蠢的吗?强盗和上流社会,哪一方是正确的?”在这部悲剧中找不到答案。对于席勒而言,这种问题既浅薄又盲目。


  于是,两种不相容的价值观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前人们认为所有美好的事物是可以兼容的。这种观点不再正确。比如你去读毕希纳的悲剧《丹东之死》,罗伯斯庇尔在革命的过程中处决了丹东和德穆兰。如果你要问,“罗伯斯庇尔做错了吗?”答案是他没有。悲剧在于尽管丹东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忠于革命,罪不至死;而罗伯斯庇尔将其处决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黑格尔后来所说的“善与善”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由于谁的过失,而是由于某些不可避免的冲突,流散于世间的不同因素,不可调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重要的是人们献身于他们信仰的价值观。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悲剧中的英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是庸俗之辈,就是平庸的资产阶级,他们没什么美德,也不值得描写。


  十九世纪的主导形象是阁楼上的贝多芬头发蓬乱的形象。贝多芬是听从于自己内心呼唤的人。他贫穷、无知、粗鲁、没有教养、不通世故,除了驱使他前进的灵感以外,他的一切也许都让人兴味索然。但他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总是坐在阁楼上不懈地创作,追随他的心灵之光创作。这才是一个人应该做的,这就足以使贝多芬成为英雄。就算是一个不具有贝多芬那样天才的人,比如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主人公,他疯了,他在画布上涂满一幅幅的画,到最后完全不能分辨他画了些什么,只有一团令人害怕的混乱,无法辨认,也不可理解。即使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所赢得的也不只是怜悯,他是一个献身理想、摈弃了俗世的人,代表着人类所能具有的最英雄主义、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最辉煌的品质。1835年,戈蒂埃在他著名的《莫班小姐》的“序言”中,是这样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辩护的:“不,愚蠢的人!不!你们这些傻瓜和白痴,一本书不可能是一盘汤;一本小说不是一双靴子;一首诗不是一只喷壶;一出戏不是一条铁路……不,无论多少次,也是不。”戈蒂埃认为以往为艺术辩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里,他把他所攻击的社会功用学派——圣西门、功利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在内),那种认为艺术的目的是愉悦大部分人或只是愉悦少数训练良好的鉴赏家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艺术的目的是生产美,只要艺术家自己感到他的作品是美的,就足够了。


  很清楚,人们的观念意识开始转变。这种转变足以使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存在着普适性的真理,普适性的艺术正典;不再相信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除弊匡邪;不再相信除弊匡邪的标准可以喻教天下,可以经得起论证;不再相信智识之人可以运用他们的理性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人们转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动理念。的的确确,一些转变发生了。若问到底有哪些转变发生,我们得知人们转向情感主义;人们突然转向原始遥远的事物——对遥远的时间、遥远的地方产生兴趣;人们转向无限,对无限的渴望喷涌而出。人们谈论“宁静中回忆的感情”,人们谈论的话题——这些话题和我前面提到的(启蒙时期的)话题有什么联系,尚不清楚,人们谈论司各特的小说、舒伯特的歌曲、德拉克洛瓦、国家崇拜的兴起,以及德国人对于自己经济自足所发的矜夸之词,也谈论超人的品质,对于狂野不羁的天才、绿林好汉、英雄、唯美主义、自我毁灭的赞颂。


  这些话题有什么共同点呢?如果我们试着去找到答案,结果多少会让我们感到吃惊。下面是我精心挑选的几个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它们都出自曾经就这个题目展开过论述的最杰出的作者之手。这些定义表明,浪漫主义这个题目绝不简单。


  司汤达说,浪漫主义是现代的和有趣的,古典主义是老旧的和乏味的。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浪漫主义是去理解驱动你自己生命的各种力量,而不是遁隐于过时的事物。不过,他在讨论拉辛和莎士比亚的一本书中所表达的正是我前面所说的情况。然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却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派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而古典主义则是强健的、鲜活的、愉快的、合理的,如同荷马或《尼伯龙人之歌》。尼采说,浪漫主义不是疾病,而是药方,用来治愈疾病。西斯蒙第,一个富于想象的瑞士批评家,尽管是斯塔尔夫人的朋友,也许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并不友善,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爱、宗教和骑士精神的联合。但是,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他是梅特涅亲王的主要思想代理人,西斯蒙第的同时代人,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三头蛇怪的一颗头颅,另外两颗分别是改革和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来自左翼的威胁,对宗教、对传统、对必将灭亡的旧时代的威胁。年轻的法国浪漫派“青年法兰西”呼应了这一点,他们说:“浪漫主义,那是革命。”革命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显然是一切。


  海涅说,浪漫主义是从基督的鲜血中萌发出来的激情之花,是梦游的中世纪诗歌的苏醒,是梦中的塔尖,用露齿一笑的幽灵那种悲戚的目光注视着你。马克思主义者会补充道,浪漫主义是对工业革命恐怖的逃避,罗斯金会赞同这一点,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美丽的过去与可怕、单调的现实的对照;他只是修正了海涅的观点,并未另辟新说。丹纳则说,浪漫主义是1789年之后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统治的叛乱;是新兴暴发户的能量和力量,一种绝对相反的能量和力量的表现;是新兴资产阶级以意气风发的姿态对抗社会和历史上陈旧、体面、保守的价值观的表现。它不是软弱或绝望的表现,而是野兽般的乐观主义的表现。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浪漫主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驱,最伟大的鼓吹者和预言家,他认为人有一种可怕的不可满足的欲望,总想遨游于无限;一种狂热的渴望,总想摆脱个体狭窄的束缚。与此渴望大致相同的情感可以在柯勒律治那里找到,甚至在雪莱那里找到。但是,费迪南·布吕内蒂埃在十九世纪末说,浪漫主义是文学自我中心主义,是舍弃更大的世界而强调个人,是自我超越的对立物,是纯粹的自我断言;塞里埃男爵赞同这个说法,认为浪漫主义是极端自我主义和原始主义的,他的观点得到白璧德的应和。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兄弟A. W.施莱格尔与斯塔尔夫人都同意浪漫主义起源于罗曼语国家,或至少起源于罗曼语言,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过了的普罗旺斯吟游诗人的诗歌;但勒南说浪漫主义起源于凯尔特语国家。加斯东·帕里斯说浪漫主义起源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塞里埃说浪漫主义是柏拉图和雅典法官伪狄奥尼索斯(pseudo-Dionysius)的混合。博学的德国批评家约瑟夫·纳德勒说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居住在易北河和尼蒙地区之间的德国人的思乡病——对于他们的原乡、古老的德国中部的怀念,是被放逐者和殖民者的白日梦。艾兴多夫说浪漫主义是新教徒对于天主教会的怀旧之情。但是,夏多布里昂,未曾在易北河和尼蒙地区之间居住过而且没有经历过这些情感,他说浪漫主义是灵魂自我游戏时秘不可述的欢愉:“我永远都在说自己。”约瑟夫·艾纳尔说浪漫主义是爱上某些事物的意愿,是对他人而不是对自己的态度或情感,它反对权力意志。米德尔顿·默里说莎士比亚实质上就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又补充道,卢梭以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浪漫主义的。但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说伟大的作家都不是浪漫主义的,司各特、雨果和司汤达更不会是浪漫主义的。


  如果我们考量所有值得阅读的作家的引语的话(他们在其他领域的一些见解也很深刻),我们发现很难从这诸多的概述中找到一些共同点。可见诺思洛普·弗莱警告我们不要轻易为浪漫主义下定义是多么明智。据我所知,尽管这些定义互不相让,但还没有招致诘责;而那些真的给出一些荒谬离题的定义的人,总是难逃批评界的口诛笔伐。


  下一步是来看看浪漫主义作家和批评家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特征是什么。结果出人意料。我所搜集的例子如此繁杂不一,使得我的研究难上加难。显然,选择浪漫主义这个题目很不明智。


  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the maladie de siècle),是无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的圆屋顶,也是他永恒的白色光芒,是生活斑斓的丰富,是生活的丰盈(Fülle des Lebens),是不可穷尽的多样性,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它又是安详,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是天穹的音乐,是融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精神。它是陌生的、异国情调的、奇异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废墟,是月光,是中魔的城堡,是狩猎的号角,是精灵,是巨人,是狮身鹫首的怪兽,是飞瀑,是弗洛斯河上古老的磨坊,是黑暗及其力量,是幽灵,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它又是令人感到亲切的,是对自己的独特传统一种熟悉的感觉,是对日常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欢悦,是习以为常的视景,是知足的、单纯的、乡村民歌的声景——是面带玫瑰红晕的田野之子的健康快乐的智慧。它是远古的、历史的,是哥特大教堂,是暮霭中的古迹,是久远的家世,是不可分析的、人们愿意信守却无法表达出来的旧秩序,是摸不到、估不出的事物。它又是求新变异,是革命性的变化,是对短暂性的关注,是对活在当下的渴望,它拒绝知识,无视过去和将来,它是快乐而天真的乡村牧歌,是对瞬间的喜悦,是对永恒的意识。它是怀旧,是幻想,是迷醉的梦,是甜美的忧郁和苦涩的忧郁,是孤独,是放逐的苦痛,是被隔绝的感觉,是漫游于遥远的地方,特别是东方,漫游于遥远的时代,特别是中世纪。但它也是愉快的合作,一起投身于共同的创造之中,是对自己身在某个教会、某个阶级、某个党派、某个传统和某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秩序井然的等级之中的意识,身在骑士、扈从、教会的等级之中,有机社会的关系之中或某个神秘的组织之中的意识,正如巴雷斯所说,“大地与死者(la terre et les morts)”,是身在共享一种信念、共居一片土地、共流一脉血液、共有一样的祖先、同侪和后代的伟大社会之中的意识。它是司各特、骚塞、华兹华斯的保守主义,也是雪莱、毕希纳和司汤达的激进主义;它是夏多布里昂美学意味的中世纪精神,也是米什莱对于中世纪的厌恶;它是卡莱尔对权威的崇拜,也是雨果对于权威的憎恨;它是极端的自然神秘主义,也是反自然主义的极端唯美主义;它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现,它也是自虐、自残、自杀;它是原始的、单纯的,是自然的胸怀,是绿色的田野,是母牛的颈铃,是涓涓小溪,是无垠蓝天。然而,它也是纨绔主义,是打扮的欲望。红色的背心,绿色的假发,染成蓝色的头发,这就是热拉尔·德·内瓦尔的追随者某个时期招摇巴黎街头的行头。它是内瓦尔在巴黎街头用线拽着溜达的龙虾。浪漫主义是爱出风头的,是怪癖,是为《欧那尼》一剧而战的战场,是倦怠,是生之厌倦,是萨丹纳帕路斯之死,不管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柏辽兹的音乐还是拜伦的诗所描述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它是帝国、战争、屠杀,是不同世界的冲突。它是浪漫主义的英雄——反叛者,厄运缠身的人(l'homme fatal),受诅咒的灵魂,是海盗、曼弗雷德们、异教徒们、拉腊们、该隐,是拜伦诗中的那些英雄。它是梅莫斯,是让·索柏格,所有被驱逐的人和所有伊什梅尔,所有处于十九世纪小说中心地位的纯洁的高等妓女和心志高尚的罪犯。它以人头为酒杯醉饮,它是想要攀登维苏埃火山与同类灵魂对话的柏辽兹,它是撒旦的狂欢,是愤世嫉俗的讽刺,是魔鬼般的笑声,是黑色的英雄。它也是布莱克想象中的上帝和他的天使,是伟大的基督教社会,永恒的秩序和“不足以表达基督灵魂的无限与永恒的布满繁星的天空”。简言之,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它是对独特细节的逼真再现,比如那些逼真的自然绘画;也是神秘模糊、令人悸动的勾勒。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主义的,也是集体主义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


  面对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A. O.洛夫乔伊论及浪漫主义时会有绝望之感。他研究最近两个世纪的观念史,是这个领域最审慎的学者,也是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尽其所能解开浪漫主义的许多网结,发现诸多观念之间有些互相抵牾(这点显然成立),有些毫不相关。他进一步探究。他举了两个例子,没人会说它们不是浪漫主义的,这两个例子即原始主义和标新立异——纨绔主义——洛夫乔伊试图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原始主义始于英国诗歌,并在某种程度上始于十八世纪初期的英国散文。它歌颂高贵的野蛮、简单的生活、自发性行动中不合规矩的方式,借此反对一个矫揉造作的社会所崇尚的那种堕落的诡辩和亚历山大诗体。它试图表明在那些未曾堕落的原住民或儿童们未经教化的心中是很容易发现自然法则的。洛夫乔伊很睿智地设问:那么,这与红马甲、蓝头发、绿假发、苦艾酒、死亡、自杀以及内瓦尔、戈蒂埃追随者那些标新立异有什么相同之处?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赞同他的这个看法。也许有人会说,二者都有一种反叛性,都反对某种文明——一个是要回到某个鲁滨逊·克鲁索岛上与大自然相契,生活在未曾堕落的天真无垢的民族之中;另一个则是追求某种暴力美学和纨绔主义的做派。但仅仅是反叛,仅仅是弃绝堕落,还不足以称为浪漫主义。我们从不认为希伯来先知或萨伏那洛拉或卫理公会传教士是浪漫主义的。这样的话,浪漫主义也太宽泛了。看来人们确实理解洛夫乔伊的绝望了。


  下面引一段洛夫乔伊的门徒乔治·博厄斯一段恰当的描述:


  在洛夫乔伊对种种浪漫主义作出识别之后,人们就不应再去谈论浪漫主义真义何在的问题了。许多美学学说之间不论有无逻辑联系,它们却被同一个术语命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有共同的本质,就像有一百个叫约翰·史密斯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出自一家。这大概是一种由观念和词语混乱引起的最普遍也是最具误导性的错误。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喋喋不休几个小时,似乎非此就无法说清这个问题。


  但是大家尽可放心,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不过,尽管洛夫乔伊和博厄斯是杰出的学者,尽管他们的见解对于澄清观念贡献颇大,我得说这回他们却说错了。浪漫主义运动的确存在,它的确有个中心概念;它的确引起了观念革命。因此,揭示这种情况的确重要。


  当然你可以退出这场游戏。你可以学着瓦雷里说,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这样的词,可不是我们玩得来的:“酒瓶上的标签既不能醉人也不能解渴。”这很有道理。但同时,如果不使用一些概括,我们是无法追溯历史的。因此,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得追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最近两个世纪人类观念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这点的确重要。有些人,也跟我一样收集了太多的例证,可能愿意赞同已故的亚瑟·奎纳尔——库奇勋爵的看法:“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区别何在,这类争论何劳健康之人挂齿。”这位勋爵的话轻快得很,倒是典型的英式俏皮。


  我得说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在我看来,他的观点是彻底失败主义的。因此,我要尽我所能解释什么是我谓之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本含义。研究浪漫主义唯一明智的方法,至少是我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耐心的历史方法;通过回顾十八世纪初期,考察当时的局势,然后逐一考察是哪些因素颠覆了十八世纪,哪些因素的结合和融合导致了十八世纪后期的变化,引起了迄今为止西方意识最重大的变革。


  (编辑: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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