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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摇晃的人生

2009/09/09 02:25:55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谢志浩


舒芜先生


    2008年,何满子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记者说:我估计,舒芜在有生之年不会反省。一年之后,2009年5月8日晚,曾遭政治风浪侵蚀的何满子,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百日之后,2009年8月18日晚,政治风浪中摇晃了一辈子的文化老人舒芜,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也许,何满子人生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看到舒芜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天堂里,应该没有政治风暴,舒芜见到久违胡风和路翎,还有那么多与自己紧密链接的胡风分子,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吗?舒芜活了八十七岁,寿数不可谓低,是否在矜持外表之下,还有一个心事静静流淌的舒芜,只有上帝知道。不过,晚岁的舒芜,也许念叨周作人的一句话:寿则多辱。

    一 桐城文化世家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民国时期,文化望族在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不断式微,但是,大宅门在子弟教育的社会化方面,依然有不小的相当。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毕竟身属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对于文化世家对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所以,我们看到,舒芜迫不得已,述说自己的家世,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家族界限,人家方苞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存在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不可低估。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成员。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舒芜坦诚自己是桐城文化的不肖子,这一点,一辈子都没有改变。面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躁动,舒芜具有难得的清醒,不仅对故乡的桐城文化研究不上心,而且对国学热大泼冷水,可以见出,舒芜尊崇五四的一贯逻辑, 要说桐城文化,对于舒芜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也不够客观。晚岁的舒芜,有三十年的时间,可以进行一点反思,但是,反思必然消蚀有血性的灵魂,舒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觉,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NextPage]

    二 学术和思想的师友

    舒芜、王元化、何满子三位胡风分子,按理说,属于五四的产物,何满子生于1919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舒芜生于1922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他们属于第四代,这一代,可以说是百年学术史上最可怜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这些第三代学者,还是比较从容地吸取学术营养,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多了一份理性和平和。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何满子、王元化、舒芜,而是说,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们从容地选择了。1937年抗日战争,三位还不到十八岁,争取国家的自由,已经迫在眉睫,个性解放的议题,只能退居“二线”,激情的文学比起平实的学问,也许更能抒发愤懑,这就是为什么热血青年、争自由的国民,能够融入到讲究纪律和献身的集体?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很少不是“左倾”,我相信,这是舒芜和何满子两位论敌的“共识”。

    谢泳先生在《舒芜:回到起点》一文中,为舒芜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深感遗憾。并进一步设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芜能够进入大学,对于民主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可以成为最后一批自由主义者。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假设。一九二二年出生的舒芜,如果十八岁进入大学,应当是一九四〇年,如果舒芜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依照舒芜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联大岂不是多了一位学运骨干?西南联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陆的教授,还不是面对、接受、适应威权政治?假设舒芜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考取世界著名学府,获得博士学位,并于一九四九年服务桑梓,又会如何呢?

    民国时期,重视学历,但并没有废弃学力。舒芜中学肄业,就开始为人师表,学术储备确实不足,通过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叔叔的举荐,担任黄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芜把有关《墨子》的论文给黄老先生看过,经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携。结果是,黄老先生走到哪里,就把舒芜带上,老先生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舒芜从助教直接聘为副教授,二十二岁的舒芜,没有两把刷子,怎能胜任?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学府中少有的女儿国,成立于四十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镇,魏建功、李霁野、张维华皆一时之选。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农先生先后主持国文系系务,副教授有吴白匋(著有《风褐庵诗词集》)、詹锳(著有《文心雕龙义证》) 、姚奠中(著有《庄子通义》)、宛敏灏(著有《二晏及其词》)、柴德赓(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一九四九年以后都成为名教授,颖异好学的舒芜,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学的视野,又在白沙与学术俊彦切磋唱和,假以时日,理应创获颇多。

    冥冥之中,舒芜人生当中,总是呈现复杂的张力,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对桐城文化的偏见,带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舒芜天真的可爱,以为 “弄旧的东西,只是挣饭吃的‘职业’,而‘事业’另有所在,在新文学新文化方面。”舒芜,又没有先见之明,何以对古文化如此绝望?也许,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平衡吧!

    三 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笔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了,据说,“舒芜”要用桐城方言来读的话,就成为“虚无”。这样看来,使用舒芜的笔名,就具有了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道义。对古文化的绝望,使得舒芜对新文学产生无限的神往,甚至连带旧文化做人的准则,舒芜都弃之如弊履。历史很有意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实,所秉持的道德底线,都不是新颖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对文化,还是道德,都是新颖的。这一点,在胡风事件中,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甚至鲜血淋漓,直至今日,展读胡风事件的文献,让我辈浩叹不已。

    何满子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胡风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原本属于“非利益相关者”,他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全能政治中,政治领袖预设的囚徒困境中,无辜的何满子,只是由于和胡风的朋友有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交往,就被打入另册,发配宁夏,至于胡风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让人浩叹!王元化差一点精神崩溃,胡风更是“三十万言三十年”。整个胡风事件,株连多达二千余人,试想,这两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连?家属的家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学生的学生,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这些人的上学、参军、提干,都遭遇一票否决。

    胡风事件,之所以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在于把私人信件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证,公权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间社会,舒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就在于,不管出于压迫,还是出于投机,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为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过后这么多年,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五十年代的胡风事件,这场特大的现代文字狱,尽管已经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和恐惧,并没有随着胡风分子的逝世而自然痊愈。至此舒芜去世之际,理应不再纠缠舒芜的道德底线,而是深切反思“胡风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设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产生不再令人左右摇摆的社会。


   (编辑: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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